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
近些年来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新热潮。政治文化正显现着作用于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强大牵引力，它通过指导公民的政治行为，影响一国的政治生活，赋予其政治制度以普遍的合法性，从而推动了该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继而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向前发展。利用政治文化的视角审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问题，可以既关注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层面的动势，又兼顾该社会政治系统下政治主体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政治取向和决策行为，从而将整个政治系统的历史发展与其中的个体实践经验有机结合。同时，将微观视角锁定于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个人的实践经验，还有助于探索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非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因此研究政治文化有助于使宏观层面的分析与微观层面的分析、政治因素的分析与非政治因素的分析实现有效的整合，从而发现共同的探究焦点。因此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再来审视国家间政治文化及其发展转变的差异性，便有利于我们更理性的看待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深刻理解其背后的发展动因。同归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阵营的德国与日本，在世界人民的警惕目光里，从同样的破败萧索开端实现了政治制度的重新定位，经济实力的再次腾飞，甚至军事实力的扭转，然而两国对待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责的相反态度，以及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指导思想的大相径庭，导致尽管同样再次晋身于世界强国，两个国家却获得了相去万里的历史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国的上层建筑则反作用于该国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又存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因此，评判和预测两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理当从两个国家的地理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因素和政治经济条件等多方面探源，从两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找寻未来的方向。站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的今天，正确的认识德日两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即以梳理两国政治文化转变的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主要因素作为关注重点，树立该写作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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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政治文化本身的历史其实同政治相当长远，但很长的时间里，政治学的研究课题仅局限于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而对以政治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相关政治现象仅作浮光掠影式探究，如古希腊思想家 Aristotle 曾专门著述，探究心理因素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具代表性的个别视角的探讨，如 Max Weber 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针对宗教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深入研究；David S.Landes 甚至将影响变量拓展至资源、气候等地理因素并最终指出，价值、观念与文化应被视作造成国家间差异的始作俑者。此外还有近代思想家 Montesquieu 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Tocqueville 的《论美国的民主》等。国外形成系统的相关研究晚之又晚，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学概念独立成章，起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通常我们将美国政治学家 GabrielA.Almond 于 1956 年发表在《政治学报》上的《比较政治体系》视作政治文化研究的滥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借文化、人类学家之手走入大众视野，尤其对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政治文化及其相关应用研究也起始于此。譬如久负盛名的《菊与刀》，即美国学者 Ruth Benedict 受美国政府之托所著，试图从各就其位的等级观念、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改革，以及诸如“恩”与“报恩”、履行“道义”、道德修养等多方面，探究日本民族捉摸不定的双重性格，用以预测战后发展态势，以资政府筹备作战和战后实施民主改制之用。应注意的是，二战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也使得一贯严肃的学科研究，一度被颇具成见的“国民性研究”所蒙蔽，印象主义大行其道，譬如 Luigi Barzini 在著作《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中，将全部德国人概括以“反复无常”的特性，某些以偏概全的论点因易引起种族偏见误会而连带政治文化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频受质疑，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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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基本概念
2.1 政治文化
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家 Gabriel A.Almond 于 1956 年发表在《政治学报》上的《比较政治体系》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滥觞。根据 Almond 的观点，任何民族和社会都具有政治文化且各不相同，它是在本民族（社会）一定时期内，因本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活动等多方因素相互影响而产生并流行的，一系列政治态度、政治感情与政治信仰的总和。作为补充，学者 Sidney Verba 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通常表现为（该社会）在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价值等形式，并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决定人们的行为条件，提供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 David Easton 将政治文化理解为外在强制性实体标准内化而成的主观习惯。 美国政治学家 Lucian Pye 则将政治文化划定在政治系统中的主观因素部分，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传统，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以及公众舆论、个人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他更加强调，这些能够赋予政治系统以一定价值取向、使系统内个人政治行为得到规范化、从而保证了政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的因素，才应当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德国学者Heinz Rausch 在实际考察联邦德国政治文化时，也提出过一个经典的界定：政治文化即“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些要素会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凝聚和产生普遍可接受的基本立场和游戏规则，进而引导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1]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主要界定为社会中的政治主体通过政治实践，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对他们的政治体系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态度、观念、价值、信仰和取向，同时，这些因素能够反过来影响这些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帮助他们在该政治体系里参与政治活动时，相对稳定的维持其心理过程与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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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文化转型
正如 Huntington 指出的，文化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动态发展的，相应地居社会支配地位的信念和态度也是动态变化的。政治文化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相伴而生，在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从历史角度考察，从未发现始终封闭的政治文化系统，因此其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形态，政治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政治主体由政治认知与实践而生，对经济、政治现实的心理折射，因此，政治文化的转型实质是对其折射对象转型反映。因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发展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也必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相应发生变化。换言之，人类社会进程中上至以革命力量推进的、社会形态的质的飞跃，下至每阶段社会形态中出现的、默转潜移的量的积累，皆因经济基础的自主发展而发生，并导致包括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但并非所有有关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可以定义为转型。“转型”意味着事物形态在整体上大的变化，通常呈现为内外因持续共同作用而导致的连续而深刻的演化。体现在政治文化上即表现为政治系统中的行为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影响下，对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所持有的情感、价值、态度等一整套观念体系的扬弃运动。即不断在生发和吸收异于以往的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同时，又自发剔除不宜于当前现实需要的部分要素，通过接连反复地新旧更替从而最终推动自身从某一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根本性变迁，其间过程的复杂与艰巨性则主要取决于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在厘清了上述诸多概念的基础上，就容易对政治文化转型的概念加以界定。综合上述概念，本文认为，探讨一国的政治文化转型，实质是指探讨该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发生质的飞跃的过程。即该国中的绝大部分政治行为主体，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与新兴政治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新形式和内容中，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心理倾向三个层面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目标和自我取向等方面需求内容和程度的变化。其中重点在于统治阶级依据本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结构，参考当下政治生活现状，动用政治权力和其他影响因素，设计和促进本政治体系的所推崇的主流政治观念，朝巩固政权所需要的方向进行发展，以及促进被统治阶级转变行为方式、对其实现接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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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逻辑秩序.... 24
3.1 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因素.......24
3.2 政治文化转型路径的逻辑秩序........29
3.2.1 政治文化转型步骤的逻辑秩序..... 2
3.2.2 政治文化转型结构的逻辑秩序..... 30
第 4 章 二战后德日政治文化转型影响因素比较......... 32
4.1 政治因素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比较..... 32
4.2 经济因素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比较..... 35
4.3 传统文化因素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比较......39
4.4 宗教文化因素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比较......42
4.5 教育因素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比较..... 44
第 5 章 二战后德日两国政治文化转型路径比较......... 48
5.1 批判与反思阶段：德国的彻底性与日本的片面性...........48
5.2 吸收与继承阶段：德国的民主吸收性与日本的传统继承性....58
5.3 转型与重构阶段：德国的多元开放性与日本的狭隘保守性....67
第 6 章 德日两国政治文化转型的趋势与评析
6.1 德日两国政治文化转型趋势
从纳粹德国的战败时的“历史零点”一路走来，战争结束后七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最终实现了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到“欧洲认同”的成功转型。梳理其转型脉络，综观当今德国整体政治状况,可以看出其主流政治文化的转型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德国主流政治文化从根本上摈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 实现了对“民族”这一概念的再解读，并最终落足于“欧洲认同”。纳粹德国的失败昭示了曾一度被奉为神话的民族主义及其极端化后的国家主义的局限性，尽管民主德国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探索新的路径，但无可否认，两个德国都曾经困惑于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的两难选择。最终联邦德国以成功的发展经验验证了“欧洲认同”这一宝贵的思想意识创新，用合作包容的欧洲共同体意识淡化原本狭隘的民族意识认知，在肯定多元文化共生基础之上弱化使人警惕的民族国家主权，在对历史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希冀共同的未来，最终，不仅顺利的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并且始终坚持以最积极的态度融入欧洲，投身于欧洲一体化事业前线，为国际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当代德国较为成功的完成了从“顺从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并以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规避了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变质的风险。美国政治学家Almond 与 Verba 在考察 50 年代以前的德国时，将其政治文化区归属于臣属型，这一类型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淡、惯于服从和根深蒂固的法治思想。这种现象在四五十年代刚刚建国的联邦德国还有较明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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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本文在厘清政治文化及政治文化转型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详细比较了二战后德日两国在实现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因传统政治文化、战胜国的清算与改造，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种影响因素不同而对两国政治文化转型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详细比较了二战后德日两国在批判与反思、继承与吸收、重构与转型的三层转型逻辑上，主导力量和主导内容的不同，深刻剖析了同作为二战战败国并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德日两国，政治文化转型却截然不同的原因。德国在国内外多种力量主导下，深入彻底反思批判纳粹时代的传统政治文化，将形成这种政治文化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作出了重大调整，并积极吸收有利于促成现代民主社会政治文化所需的促进因素，最终实现了对“融入欧洲”、“自由民主”等价值取向的转化，在多元历史认识和多元价值观发展的基础上，完成了顺从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移。而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凭美国一国独立扶植，不但没有对传统军国主义政治文化的深入批判，无视广大民众群体对和平民主的强烈渴望，反而由于统治阶层的保留而极大程度的继承了“皇国观念”、“民族主义”等价值取向，并因在美国庇佑下实现经济腾飞而再次发展了“脱亚入欧”的传统思想，形成了藐视亚洲邻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其国际交往道路必将愈发狭隘，近年来发生在民众群体间和平民主价值观取向的退潮，日本对实现“军事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理想的盲目追求，必将在未来带给日本深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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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