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与同盟转型：日美“2+2”会议机制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日美同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军事同盟之一，自始建以来一直在不断调整和强化。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短暂的冲突、调整、强化后，21 世纪初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日美同盟关系并没有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而消亡，相反它通过不断调整变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
1951年日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进行进一步修订，签订《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SCC），会议就日美安保条约协议以及与日美安保合作领域相关问题展开讨论。1990年12月，双方参会人员级别才真正对等，也标志着新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现通称“2+2”会议）机制真正意义上的成立，并成为日美同盟以及日美安全保障对话中的重要机制。
同盟是日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日美安全磋商机制是日美同盟管理中最主要的制度安排，战略对话则是同盟转型设计的最主要方式。本论文试图对日美“2+2”战略对话机制的历史变革、构成体系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与分析，并结合对比分析历届“2+2”会议主要内容以及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果，对以下几点进行探究：第一、“2+2”会议的形成及其发展变革；第二、“2+2”会议机制在日美同盟中起到的作用；第三、日美“2+2”战略对话机制的基本特征与战略功能以及日美对话战略与同盟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日美同盟关系的研究
日美同盟关系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盟友关系之一，在学术研究上是备受关注的重点，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也是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因此，国内外学者关于日美同盟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且较为全面，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日美同盟的形成、发展、日美同盟对世界格局以及地区形势产生的影响、日美同盟关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以及走向等。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对美日同盟在东亚战略环境中的作用、两国军事关系机制、以及美日同盟关系对两国国内的政治影响进行了阐述,并从安全关系中的贸易、技术和武器合作等方面,为如何延续美日双边安全关系提出了建议；『日米同盟の制度化―発展と進化の歴史過程』，讨论了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将时间段限定在50年代到70年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将其分为冷战的“政治经济战争化”，“力量的扩散”,“美国军事存在的缩小，美中、美苏”两重缓和“成立以及美苏军事平衡变化的五个时期。论述分析在这五个时期对日美同盟制度化的影响，并探究了其变化与发展；『日米同盟論―歴史?機能?周辺諸国の視点』，从时间轴、机能轴、地理轴的三个视点总体回顾了日美同盟，不仅探讨日本国内，同时也解明美国、中国、朝鲜、ASEAN等周边国家及地区对日美同盟的看法，进而对日美同盟不断变化的讨论体系化；『新しい国際環境下の日米同盟関係―戦略対話の必要とその前提条件』，针对在进行战略对话当中作为其出发点的日美同盟关系的现状从一下几方面进行讨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现状；东亚战略环境；对于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意义；对于美国而言的与日本同盟关系的意义；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本安保战略制定上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的构造。《美日同盟关系走向》，该书阐述了美国金融危机后引发的世界地缘政治冲击，并以此为背景对美日核心战略利益进行全面分析，并分析出美日同盟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从多角度分析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因素以及未来发展走向；《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文中阐述美日同盟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其走向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章 从安保协商到战略对话：日美 2+2会议机制的构建

在日美同盟正式成立至今的64年中，协商与对话一直是同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协商和对话的机制化却是一个困扰双方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日美同盟中双方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同盟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决定的。因此，从“安保协商”向“战略对话”的进化，一方面是双方对话与协商由功能化向机制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是日美同盟本身的机能和任务的进化。

2.1 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SCC）的建立
1951 年 9 月，日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美同盟的形成。1960 年 1 月 19 日，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进行进一步修订，签订《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同盟关系。1960 年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成立，会议就日美安保条约协议以及与日美安保合作领域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该会议是日美间建立的首个高级别协商机制，既是1957年日美安保委员会的正式化和机制化，也是为日美由“安保”问题向“同盟问题”转换而构建的一个机制化平台。
1952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日美之间战略同盟关系的确立。1957 年 6 月 21 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其中一项指出日美将设立一个两国政府间的协商平台，以增强两国之间在安保领域的沟通交流。同年 8 月 6 日，日美双方发表了名为《关于设置日美安保委员会共同发表》的文件，对该委员会的召开形式、会议涉及内容与范围等进行了初步规划，并对该委员会的功能进行了定位。文件规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协商的内容大致涉及以下三方面：1、驻日美军的部署、武器装备的使用以及与安保条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2、确保在安保条约规定下执行的措施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原则；3、根据日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国民的要求对同盟关系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日美双方对该委员会的定位为：为加深两国政府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从体制上强化日美安全保障合作，日美安保委员会将对两国间的安保问题以及相关联的的诸多事项进行审议，具体处理办法及措施要按照两国共同协商后产生的审议结果执行。

2.2 日美“2+2”战略对话机制的正式构建
随着冷战体制的终结，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也随之迎来了新的节点。在此种情况下，日美同盟失去内外动力，处于要么走向解体，要么重新解释的“漂流”状态。在此大背景下，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也进行了变革，实现了日美双方在参会人员级别才真正对等，也标志着日美“2+2”战略对话机制真正意义上的成立。
1990 年 12 月 26 日，日美两国政府就对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进行调整一事达成一致意见。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中山太郎与美国驻日大使的交换公文中明确了委员会构成调整的具体变化：1、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的构成，日方代表为外务大臣与防卫厅长官，美方代表变更为国务卿与国防部长；2、必要时可由会议代表指定相关人员代理出席。至此，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在参会代表级别上实现了对等，也是日美“2+2”对话机制真正意义上成立的标志。
自1960年安保协商委员会成立至1990年“2+2”会议机制的形成，其本身在会议设置、功能以及作用上都发生了变革，使日美两国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同时也是日美同盟关系强化与转型的具体表现。第一，从会议设置上来看，1990年对委员会人员构成进行调整，日美双方在参会代表级别上实现了真正对等，从双方对话形式上结束了“美主日从”的不平等时代；第二、从会议磋商内容来看，1960 年建立安保协商委员会，日美双方主要就驻日美军部署、武器装备使用以及与安保条约相关问题进行磋商，而“2+2”会议机制形成后，双方磋商范围扩大到了同盟防卫政策、日美军事活动、周边地区安全等内容，进一步扩大了日美安全保障合作的领域；第三，从会议的功能来看，1960 年建立委员会是为了从体制上强化日美安保合作，而经过日美同盟关系30年的演化，会议功能开始向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共同目标战略功能转变，在规划日美关系上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第四，从会议本身的意义来看，伴随着70年代日美共同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以及80年代日美同盟关系的正式表述，日美关系从“安保”关系逐渐演化至“同盟”关系，两国间更加注重加强合作，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也越发增加。在此大背景下，“2+2”会议机制被赋予了更大的职能，日美之间的协议机制也由安保协商向战略对话转变。

第三章 日美“2+2”会议机制的构成体系..............14
3.1 SCC 机制及其总体结构 ........................14
3.2 以 SCC 为顶点的其它辅助磋商会议 ..................16
第四章 日美“2+2”会议机制的基本特性与战略功能..................21
4.1 日美“2+2”会议机制的基本特性 ....................21
4.2 日美“2+2”会议机制的战略功能 ........................24
第五章 日美战略对话与同盟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29
5.1 新趋势：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全球化趋势.....................29

第五章 日美战略对话与同盟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

5.1 新趋势：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全球化趋势
通过对历次“2+2”会议磋商的结果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日美同盟在进一步得以强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相对均衡化、军事一体化以及战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安全以及防务合作方面，两国之间的合作呈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从美国方面看，急于谋求“重返”亚太的美国需要进一步借助日本这个重要战略支点，要求日本为其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鼓励日本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军事以及安全领域要求日本在同盟架构内更多地承担责任，支持日本适度加强军备，甚至是在可控范围内的部分扩军修宪，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借助日本的力量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在美国发表了三场重要演讲，其演讲核心主要是对内振兴经济、维持并增强日本国力，同时对不利于其“国防正常化”的各方面束缚进行松绑；对外进一步宣传其“积极和平主义”，以承担更多责任并发挥更大作用，其目的在于将安全军事领域作为发力点与增长点，从而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2014年11月21日，安倍解散日本国会众议院，并在12月14日提前举办的大选中获胜，目的就是实现长期执政，并最大程度完成其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最终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夙愿，将其政治理念融入日本国家大战略当中——即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日美同盟强化之机，加速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军事地位与作用，借以提高和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通过日美同盟的强化来抑制中国进而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

结论
同盟是日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日美安全磋商机制是日美同盟管理中最主要的制度安排，战略对话则是同盟转型设计的最主要方式。自 20 世纪 60 年代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成立以来，经历了90年代的“2+2”会议的改革，直到以日美“2+2”会议为顶点的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日美两国之间的对话形式由安全保障协商到战略对话的转变，贯穿了战后日美同盟发展进化的整个过程。
从日美“2+2”会议机制的历史变革、所涉及议题及其成果来看，该会议机制及其演变特征——战略性、平等性、务实性、政治性，也是日美同盟关系进化的方向和特征。总体上看，该机制具有规划日美关系、制定共同目标以及设计同盟转型路线的战略功能。1978年以及1997年的两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均由该会议机制决定并公布，并且在2013年的会议中决定启动新版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制定未来 15 年到 20 年间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的“路线图”，进而对今后的同盟关系走向进行规划，并结合两国共同战略目标的需求具体设计同盟转型路线。
日美同盟建立开始，其每次重大变化都体现了日美两国及其周边国家复杂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博弈。美国希望通过强化合作的方式从而使日美同盟在其重返亚太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则希望借助同盟的力量实现“正常国家化”。日美同盟关系则呈现出日渐强化、扩大化、全球化趋势。这种趋势为21世纪的日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与挑战，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预留了空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