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的日美安全合作研究——以国际政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视角

第 1 章 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的分歧与对立，日本民众、学者甚至是政府对美国的“家长”行为早就开始不满，早在1952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时就产生了矛盾。也因此有了1960年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两国在经济上也时有冲突，比如在汽车产业中的竞争就十分激烈。而运用博弈论分析日本和美国这种合作中又存在矛盾分歧的状态，可以总结为一场在日美两个主权国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非零和博弈，两个国家都无法从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1.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概念解析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为概念被提出是在1973年，它是任职于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尼尔斯·贝杰茹特教授针对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银行发生的抢劫案中，劫匪与人质之间的反常态关系进行总结后得出的结论。在这场维持了 131个小时的劫案结束后，当警察以及市民、媒体们庆幸人质获救时，他们发现全部四名人质，不仅没有恨奥尔森（Olsson）和奥洛夫松（Olofsson）这两名劫匪，反而觉得警察办案不利，方法不当，并表示更害怕警察，反过来为两个劫匪说情。在获救时，女性人质们还开始亲吻那些劫匪们，其中的男性人质斯文（Sven Safstorm）则与劫匪们握手告别，看起来就像告别老战友一样。在事件结束后，其中的一名女人质克里斯汀甚至取消了已有的婚约，并最终与狱中的劫匪奥洛夫松结了婚，而其他的三名人质也对绑匪产生了好感，他们不仅没有进行指正，反而筹钱为劫匪们进行辩护。这种人质发自内心的对劫匪产生认同，甚至有帮助劫匪的行为的出现，正是因为人质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大魅力在于它使受压迫的人质对施压的劫匪产生了好感、依赖感、信任感、认同感，并最终站到劫匪的一方，这种人质的行为与思想是我们用通常的伦理道德观所无法解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针对受害者而言的，但是它的产生离不开加害者，同时一定要满足必要的条件。

1.2 日美安全合作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日本与美国在安全合作中的状态是否满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及日本与美国在这个状态中的角色都需要被考察。在此之前，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视角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它的理论可操作性则是最先要探讨的问题。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已经被运用到国际关系的分析当中，不可忽视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被运用到国际关系分析时具有一定的难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相关分析视角并不能单独用来解释国际关系。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视角分析日美安全合作可以进一步揭示日美安全合作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走向，与此同时，还应结合其他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来进行综合分析。
1.2.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理论适用性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在国际政治学当中被运用来分析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飞利浦·菲尔维斯基在 1989 年写的《被俘虏的大陆：欧洲-苏联关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本书着重分析了苏联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剩下的相关文献，多在文章中提及，例如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巴黎》的文章就对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中国家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现在法国对德国与比利时的经济政策上，法国的紧缩的财政政策体现了人质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点。以上是关于外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相关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总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没有被频繁的用来分析国家间的关系与合作。
另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为犯罪心理学领域的概念它在最初的分析对象是人类个体，当放到宏观的国际政治中分析时，如何判定国家的心理状态也似乎是一项难题，例如就日本对美国的好感度而言，尽管数字再高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国没有好感甚至产生了厌恶感，包括现在冲绳基地附近居住的百姓们反对美军驻扎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对美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美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个问题不止存在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研究当中，在学术界当中都是难以判定的难题。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与客观条件相关以外，还与国家间处于绑架时间、状态的长短，和参与国内部的文化、政治、历史因素，以及国家的地缘等因素有关。另外，在将人类个体心理问题分析运用到国际政治当中时，群体主义心理学也是应当纳入考量的范围，这也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第 2 章 日美安全合作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透视

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就是人质在面对劫匪施暴、逼迫等高压环境后，产生的一种对绑匪发自内心的认同、信任、依靠、好感的心理。这种症状即使是在人质自由后仍然会持续。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在安全合作上就存在着这种现象。

2.1 安倍政府有关日美安全合作的思维与主张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也就是 2012 年 12 月末至今，从安倍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的重视、认同感、好感和依靠感。但是经过仔细的剖析，也可以看出其对美国施加压力，绑架其政策的一面，这种压力可以让美国感到日本对美国来说在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如果缺乏了日本的帮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会大大受限。由此可以看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态下安倍有关日美安全合作的思维与主张既有对美安全协作的一面，也有绑架美国的一面。
2.1.1 安倍政府协调对美安全协作
（1）言语中透漏出的认同感
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的发言来看，安倍的言语中总是有意无意中透漏着对美国这个盟友的认同感、依靠感和信赖感以及美国给予它的安全感和发自内心的好感。这是日本处于人质角色时来自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之一。
在安倍的第二次执政后的首次内阁总理大臣就任记者招待会中，安倍就强调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基础就是日美关系，纽带则是日美同盟。其实，安倍在每年的主要发言中都强调了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加深合作，以及日美同盟的重要性。通常安倍晋三在提及安全保障的相关问题时，在话语中也总是有着对美国依靠的痕迹，例如在2013 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提到的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并且日美在安全保障方面有共同的目标。这体现了安全合作上的认同感。还有，在2013年和 2014年举行的广岛、长崎和平祈愿仪式致辞中，安倍的发言也十分值得回味，他首先缅怀了那些伤亡者，然后将广岛和长崎发生的悲剧完全归因于核问题上，于是他就开始在言辞中表达对核武器的反对立场，还特意提及了美国等国家也参与了对核武器进行制裁的努力中，却丝毫没有谴责美国的言语。这也许正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能够促使日本对美国可以不计前嫌，而共同应对外部威胁。
在安倍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出在乌克兰问题上日本与美国是同一立场，体现了相互认同的一面。日本也加入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在初期主要进行了四项举措去制裁俄罗斯，以和美国等国家共同对抗外部威胁。另外来自于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也使日本更加的依靠美国。

2.2 美国有关日美安全合作的思维与主张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超级强国，在日美安全合作中，美国也认为自己仍旧处于主导者的地位，这点从后文对美国领导人相关发言、资料中可以看出美国向日本施压的倾向。而其实，美国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其主要领导人在一些白宫的发言中，也透漏出了美国受制于日本的特点。美国在日美安全合作中也处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绑匪与人质的角色中，在不同方面向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又受到日本的施压成为人质的角色，帮助日本实现其地区安全感等利益。
2.2.1 日美安全合作中的主导者
从日本的历年防卫白皮书中就可以看出日本眼中的美国，尽管力量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美国白宫的相关文件和领导人发言中也可以看出，在全球的主要政治问题中都会有美国的身影。美国仍旧把自己当作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日美安全合作中，美国也将自己视作领导者。
在 2015 年 1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就向日本喊话，劝日本应当在战后的 70 周年讲话中向邻国“谢罪”。话语间仍旧可以体现出美国的主导者姿态。美国在改善日韩关系的行为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总是用类似家长的姿态敦促两国缓和关系。
2.2.2 人质角色中的美国思维
日本在对美国的亚太政策上实行绑架后，美国也对日本产生了高强度的认同感。自二战后，日本不再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权力，但是这一切都被日本的右翼势力逐渐改变了，日本目前已经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议案，并且在还发布了防卫战备和技术转移三原则。表面上日本称是为了维护日本国民的安全和在必要时帮助美国等国家，实际上日本正倾向走往军国主义的道路。而美国却表现的并不十分担心，反而有发自内心的在背后支持日本的这些激进行为的迹象。例如，在2014年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安倍的一次通话中就强调，美国对日本集体自我防卫政策表示赞同，因为它有助于加强日美同盟和保障区域的和平。

第 3 章 日美安全合作中的角色转换与变数.................33
3.1 日本谋求平等 ...............33
3.1.1 经济能力................................33
第 4 章 如何看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态下的日美安全合作.................................41
4.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日美安全合作中不可忽视 ......................41

第 4 章 如何看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态下的日美安全合作

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下，日本和美国在同盟内产生的共同排外感也会为日美同盟的合作起到粘合剂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会更为密切，这也可以成为日美同盟的助推剂。从前文对日美领导人主要讲话的分析中即可看出，两国的同盟关系在全球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加强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存在不应当被忽视，它使日美两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并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尽管冲突会存在，但是日美安全合作仍会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趋势。

4.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日美安全合作中不可忽视
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视角分析日美安全合作，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两个国家的复杂行为，并揭示日美两国在安全合作中的状态。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日美安全合作的分析中，甚至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都不应忽视。

结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看似距离与国际政治分析有些遥远的心理学术语，作为日美安全合作研究的分析视角时，每个参与者角色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特征所产生的条件，都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考量因素。如果国家间不满足引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那么这些国家间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能性也会微乎其微。另外，即便是国家间满足诱发条件，并且在政策、立场上相互绑架又相互依赖的国家间，也不一定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它们之间一定要存在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好感和依靠感等。
以国际政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分析视角研究日美安全合作，可以体现出日美间是一种既相互绑架，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日美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对彼此发自内心的认同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犯罪心理学解释中，作为绑匪角色的一方会在绑架状态下处于主导者地位，但是日美两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展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相互绑架与牵制对方的关系，在不同角度看，日美两国在安全合作中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绑架、利用，同时又依靠彼此，可见在国际政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让参与国的角色和状态在无形中互换。
其实，日本与美国间产生的认同心理不仅体现在安全合作中，对于人质国来说这种认同心理会使绑匪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或许比易碎的软权力更加的稳定，更加深入人质国的“骨髓”，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态下国家间存在的纽带更加强硬，日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能够体现出对彼此的渗透不同于对他国的影响。日美间这种复杂关系的形成与日美之间的历史因素，国际环境因素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