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如今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外资对华投资力度稳步增长，仅 2018 年，中国外资对华投资额就达到了 1390 亿美元，超过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 10%，促使中国跃居全球外资流入国的第二名。华南美国商会公布的《2019 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指出，在 2018 年，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几乎都处于盈利状态。根据部分企业再投资数据显示，外资企业仍对在华投资抱有浓厚的兴趣，原因是中国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增长潜力。根据渣打银行所出具的报告来看，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明其任职企业目前对中国市场有相关投资，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表明其任职企业有意向在未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在所有受访者中，超过半数的投资者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排在全球前三。由此可见，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外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地入驻中国市场。
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着手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企业也纷纷加速海外布局。2013 年下半年，为了增进世界经贸往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富有创造性的“一带一路”倡议由此产生。“一带一路”倡议扎根于古代丝绸之路，重点着眼亚欧非大陆，发挥着辐射世界的影响力。该倡议提出后，得到积极响应，中国企业持续加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至今已过千亿美元大关，且投资额仍保持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在此情形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为相关国家带来了接近 30 万的就业岗位，“一带一路”成为了沿线国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平台，加深了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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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题提出
在上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探讨动机性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具体的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动机性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信息支持、情感支持的直接效应；
(2）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在动机性文化智力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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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不确定性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Uncertainty”，也被译为“不稳定性”。在杨崇德等人编著的心理学大辞典中，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个体对自己的信息和行为无法做出具体而明确的标识和评价时所产生的一种漂移不定的心理状态”[33]。不确定性是一种驱动力，在不确定性的驱使作用下，个体会去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来改变不确定的现状，从而达到个体内心的确定感[34]。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URT）由 Berger 和 Calabrese 于 1975 年提出，是人际沟通与交流领域常用的一个理论[35]。不确定性减少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是人际交流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在对周边的环境和情境不确定时，会有着特定的想法和行为，而不确定性减少理论为个体在不确定情形下的想法和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随着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发展，衍生出了 Gudykunst（1995）提出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36]和 Kramer（2009）提出的不确定性管理理论（TMU）[37]。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将不确定性分为认知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当个体对自己的信仰或伙伴的信仰不确定时，认知不确定性会出现，而当个体不能预测和解释自己或伙伴的行为时，行为不确定性就会出现。认知不确定性理论将人们在交流中的行为和举动分为三个阶段：进入阶段、人际阶段、退出阶段，三个阶段都展现了个体在面对不同的不确定性下的想法和行为[35]。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认为，人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会经历焦虑和不确定性，而他们对焦虑的感知和对不确定性的评估会决定他们在跨文化场景中的交流方式。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强调有一些因素导致了人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而这些焦虑和不确定性则进一步地影响了人们在跨文化情境中的交流。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所包含的主要因素有：动机因素（如：需求、吸引、社会联系、自我认知、对新信息的开放度）、知识因素（如：期望、共享网络、知识视角、知识阐述、知识异同）、技能因素（如：同情能力、适应能力、收集能力、创造能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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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智力
2.2.1 文化智力的定义
文化智力起源于 Thorndike（1920）提出的社会智力[41]，被引用最多的文化智力来自 Earley 和 Ang（2003）对文化智力的定义，他们将文化智力定义为个体成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42]。根据 Earley 和 Ang（2003）的定义，相对于文化智力低的人，文化智力高的人更能够适应新文化环境里的工作[42]。
在 Earley 和 Ang（2003）之后，文化智力的定义有所扩大。Earley 和 Mosakowski（2004）拓展了跨文化智力的定义，他们将跨文化智力定义为个体能够像当地人一样解读陌生和模糊举动的天然能力[43]。这一定义在 Earley 和 Ang（2003）的定义上增加了具体的身心指标，他们认为文化智力高的人会有更有效地学习策略从而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与它们所在文化不同的陌生文化。Earley 和 Mosakowski（2004）进一步指出，文化智力高的人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更有自信，不大可能会在面对跨文化挑战时放弃[43]。接着，Earley 和 Peterson（2004）对文化智力的定义做了一定的修改，阐述了文化智力对多文化团队的意义[14]。他们指出，文化智力反映了个体收集、理解和应对文化线索，并在多文化场景中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Earley 和Peterson（2004）的研究指明了跨文化训练时应该注重发展个体适应所需要的技能，推动了对文化智力的学习和发展。这一定义最大的贡献是指出文化智力是能被提高的，而不是不变的能力[44]。Ang, Van Dyne, 和 Koh 等（2007）将文化智力定义为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下正常发挥作用和管理的能力，它聚焦于个体在文化多样性的场景下有效把握、理清和行为的能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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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和模型 .................................. 23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23
3.1.1 动机性文化智力与跨文化适应 ................................... 23
3.1.2 动机性文化智力与社会支持 ........................ 25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9
4.1 问卷设计 .................................. 29
4.2 样本描述 ............................ 31
4.3 信效度检验 ................................ 32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 38
5.1 问卷设计 ................................ 38
5.2 样本描述 ............................... 39
5.3 信效度检验 .................................. 39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各个变量均由被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因此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产生。根据 Podsakoff 等（2003）的建议，本研究主要从研究过程控制和统计过程控制这两个方面来降低研究中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可能性。
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有效地控制:
（1）使用不同的量表刻度，差异性地设置量表选项。比如，动机性文化智力的测量使用李克特 7 点量表，跨文化适应的测量则使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同时，动机性文化智力的选项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而跨文化适应为“完全未调整”到“完全调整”，这种差异能够帮助减少锚定效应等偏差影响。
（2）问卷题目设置得简洁明了，避免使用模糊、模棱两可和不熟悉的术语以增强被调查对象对问卷的理解，从而做出准确的作答。
另一方面，在统计过程中也采取了严谨的控制和检验，作为诊断性和事后统计分析。本研究将对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进行分析，所采取的方法是 Harman 单因子检验。Podsakoff 等（2003）指出，Harman 单因子检验是对所有变量共同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此方法的逻辑在于，如果共同方法变异严重，则因子分析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形：析出单一因子，或某个公因子解释了大部分变异。因此，若因子分析所得第一个因子解释方差所占总的解释方差比例较小，则可以表明研究数据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通过对本研究概念模型中的四个关键变量的 31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最大变异量是 25.811%，小于40%，所以不足以解释大部分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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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在跨文化情境中动机性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的作用效果及影响机制。动机性文化智力与社会支持的引入，实现了个体内部的因素和个体外部的因素的结合，深化了对跨文化适应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动机性文化智力对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工作适应有着正向的影响；动机性文化智力对信息支持、情感支持有着正向影响；信息支持在动机性文化智力对工作适应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情感支持在动机性文化智力对一般适应和互动适应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外派学者为研究样本。外派学者与商务外派人员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派学者通常是自愿申请到国外进修，而商务外派人员很多时候是被组织派去外国；二是母国组织和东道国组织对外派学者的意义往往不同于商务外派人员[135]。但是，外派学者与商务外派人员一样，都面临着新的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正如 Richardson 和 Makenna（2002）所言，对于外派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能适用于一般外派者，并且对于外派学者的研究会增进我们对一般外派的了解[136]。
6.1.1 直接效应讨论
本研究的直接效应结果表明，动机性文化智力可以作为跨文化适应的前因变量，能够显著预测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即动机性文化智力越高，其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工作适应越好。根据动机性文化智力的定义可知，动机性文化智力高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高内在动机驱动下的个体，对新的文化情境保持着开放与好奇的态度，同时，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成功地应对来自工作与生活的挑战。在面对跨文化情境时，乐于接受和敢于挑战的特质能帮助外派人员减少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外派个体获得更高的跨文化适应。虽然本文的样本来自外派学者，但是这一直接效应结果与先前商务外派的研究结论一致。Templer, Tay, 和 Chandrasekar（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机性文化智力能够显著预测适应的三个维度[68]。Huff 等（2014）的研究认为，由于动机性文化智力是文化智力里唯一可以预测所有适应的维度，动机性文化智力大大地提高了外派成功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