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目标：“到 2020 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国民休闲质量显著提高，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基本形成。”该纲要把旅游与休闲相提并论，意味着休闲旅游的方式正在大行其道。作为一种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休闲旅游有别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其通常以文化作为核心吸引物，并强调旅游者从中获得真正的身心放松[1]。Patterson 和 Getz 认为休闲旅游的特征在于旅游者开展娱乐、消费和参与现代节事活动的愿望[2]。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者的旅游经验的日益丰富，旅游者的需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最早的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发展到现如今更注重个人感知体验的休闲旅游。这些旅游需求的变化及其趋势值得旅游目的地经营管理者们思考和加以把握。再者，2017 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世界旅游组织官员强调,要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就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处理好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使得主客双方都满意[3]。因此，旅游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相关者（主客）的感知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文化事项一直是全球旅游业开发和利用的主要人文资源，尤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以下简称“民族”）地区踊跃地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构建成旅游吸引物，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前去体验“他文化”。其中，民族节事（Ethnic Festival&Special Event）充分地展示了本民族的历史风貌、礼仪、道德规范、艺术造诣等综合文化特征，因此成为民族区旅游开发的亮点。传统的民族节事已经转型为集民族集会、旅游业和经贸活动为一体的现代节事。国务院 1999 年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270 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四条规定：“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由此，部分地方政府陆续实施了该项规定。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规定：壮族“三月三”期间，本自治区内全体公民放假两天。可见，民族节事旅游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植，并且目前已成为旅游者开展休闲旅游活动的重要项目。我国各地的民族节事旅游几乎在同样的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并且也历经了三、四十年到十几年不等的发展时间，从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上看，陆续进入成熟期，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态势。比如，多个民族都在同一时段举办“三月三”节事活动；即使不在同一时段举办民族节事，其节事旅游活动项目也都大同小异。如何实现民族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地民族节事主办方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随着各地开发民族节事旅游的热度持续升温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变迁，民族节事呈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这使得以舞台表演形式展现的少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旅游吸引力的功能在减弱。民族节事为了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往往着眼点在于节事规模的扩大、内容的丰富和宣传造势力度的增强，这些举措或许能加强旅游者的某些感官体验，但是如果旅游者体验中的某种感知（比如权力感）是负面的，很可能影响到主客关系，进而给民族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在民族节事旅游这一特殊的场域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和旅游者处在不同的权力位置，双方的权力感可能直接作用于主客关系，并进而对民族节事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探寻民族节事旅游主客双方的权力感、主客关系及其效应的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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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1.2.1 问题的提出
威廉.瑟厄波德提出可持续旅游发展主要取决于旅游地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接受容纳程度以及旅游者的旅游经历[34]。理论上看，民族节事旅游场域中的居民/旅游者的权力感知体验、主客关系与民族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关联性。换言之，民族节事旅游场域中的主客权力感会对其主客关系及效应产生影响（可持续发展是民族节事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为效应）。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方法，对权力感、主客关系和民族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和验证。以上三个概念中，除了权力感是可以通过定量的方法加以测量的变量外，其他两个概念（主客关系和民族节事可持续发展）需要清楚的界定。主客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主客交往意愿，民族节事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用旅游者节事满意度和居民节事支持度来加以衡量。而主客交往意愿、旅游者节事满意度和居民节事支持度都是可以测量的变量。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两个核心研究问题便是：居民的权力感对其主客交往意愿及节事支持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旅游者的权力感对其主客交往意愿及节事支持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从民族节事旅游场域的主客权力关系的理论推演开始，一步步地进行研究推进，最终达到为民族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见解的目的。具体的研究问题是：
（1）民族节事旅游场域中的旅游者和居民所处的权力位置如何？
（2）民族节事场域中旅游的体验如何？
（3）居民的权力感的维度是什么？居民的权力感的各个维度对主客交往意愿是否产生作用？居民的权力感、主客交往意愿与其节事支持度之间有何关联性？
（4）旅游者权力感的维度是什么？旅游者的权力感的各个维度对主客交往意愿是否产生作用？旅游者的权力感、主客交往意愿与其旅游满意度之间有何关联性？
（5）民族节事的运作机制如何？居民在民族节事场域中的体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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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旅游场域
场域理论的引入为我国的旅游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根据场域的内涵，可以把旅游场域定义为：旅游各利益相关者（行动者）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空间。在场域理论的启发下，一些学者对旅游网络或空间进行了批判性的诠释。例如，张国举和鲜俐玲提出旅游场域的特征是：相对独立、充满竞争（行动者总是不断地争夺资本）和具有流变性[47]；甘代军和钟宝云则指出旅游场域中充斥着由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消费主义等交汇而成的强大的权力，使得旅游本身也成为异化的工具[48]；光映炯和毛志睿分析了旅游场域的各行动者围绕着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资本进行转换、支配与控制，以获得各自所需的文化权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49]。鉴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场域所涉及的现象和问题更为复杂，更多的学者运用旅游场域理论分析了民族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民族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旅游的开发对民族地区的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是旅游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运用旅游场域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毋庸置疑，在旅游场域的作用下，民族文化的变迁不可避免。但是在保护其作为文化资本的价值的同时，旅游东道主如何充分利用其开展旅游场域竞争成为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最大挑战。罗睿认为：泸沽湖落水村的旅游开发对目的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源于旅游场域内各行动主体之间协调运行机制的缺失[50]。杨旭和杨昌儒认为：贵州屯堡的文化开发在无形中削弱了其文化竞争力，并提出屯堡文化的开发应建立专门的文化场域[51]。沈炜研究了旅游场域中民族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的问题，阐述了民族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客观地位[52]。王云以勾良苗寨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场域中民族文化的现代构建问题[53]。王林对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进行了研究，发现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场域中经历了再生产、变迁、调试与重构的过程[54]。王东在百福司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开发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了特定的场域[55]。吕林珊针对民族村寨旅游场域的文化资本开展了研究，认为旅游的开发对当地文化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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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凝视理论与权力
萨特（Sartre）的存在主义哲学，拉康（Lacan）的镜像阶段理论，以及福柯（Foucault）关于全景监视的理论都促成了凝视理论的建立。萨特和拉康证明，视觉在决定一个人的主观性上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福柯则将权力的维度添加到凝视之中。从福柯的观点来看，凝视（Gaze）与权力密切相关，并建立起了一种可以被监控和控制的社会机制[60]。福柯认为：权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对话和行动的循环意义之中；凝视背后的权力是非常社会化的聚合物；权力是一场无法言传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消无声息而且秘而不宣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和行动中进行着[61]。与“看见（see）”或“观看（watch）”相比，“凝视”的含义已经被理论化了。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的观察活动，更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作用力关系，对于主客体双方都有建设性的作用。凝视承载着权力和欲望，是一种软暴力[62]。后殖民主义是凝视理论的重要学术背景。在福柯之后，厄里（Urry）提出了他的“旅游凝视”的新概念，其最初表明：西方旅游者拥有权力，并对第三世界的居民行使这种权力；东道主与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平衡，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旅游者[63]。然而，这种单向的凝视分析已经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例如，Cheong 和Miller 认为，旅游者成为经纪人和当地人的凝视的目标，而后者的力量最终决定了目的地的未来[64]。为了丰富研究的视角，Maoz 将“当地人凝视”和“相互凝视”的目光加到了“旅游凝视”中[25]。《全球旅游的东道主凝视》一书主要总结了在特定情境中的旅游凝视的案例研究，其中 Moufakkir 和 Reisinger 指出：“东道主的凝视”对旅游者的影响被忽视了。尽管许多案例研究并没有被认为是对这种凝视的深入分析，但它们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主客关系的理解[65]，因为所有的文献都讨论了谁对另一方更有权力——旅游者，东道主，还是两者都一样？虽然答案往往因情境而异，但凝视理论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主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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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武鸣概况及其发展沿革 ................................ 40
3.2 武鸣歌圩文化 ............................... 40
3.3 武鸣宗教文化 ............................ 42
第四章 武鸣“三月三”旅游者体验的现象学分析 ........................... 56
4.1 现象学与旅游体验 ................................ 56
4.2 现象学研究方法 .............................. 58
4.3 研究设计 ..................... 58
第五章 主客权力感的量表开发 .......................... 76
5.1 一般权力感量表综述 ................................... 76
5.2 居民权力感测量量表 ........................ 77
第八章 武鸣“三月三”运作机制及居民体验的扎根研究
8.1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源于社会学，尤其是符号互动论，它认为意义是通过与社会交往中的其他人的互动而被讨论和理解的。扎根理论由 Glaser 和 Strauss 两位社会学者在 1967 年出版的《扎根理论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一书中提出，是定性研究中一种建构理论的途径。扎根理论的目标是在社会过程发生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发展出一种解释性理论[296]。扎根理论研究社会过程的“六个 c”（原因、情境、意外、差异、后果和条件)来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和模式[297]。和其他的定性研究方法相似，社会现实的知识是通过对行为和言语实践的仔细观察而得到。扎根理论以理论样本为抽样原则，并不是通过样本量的增加来发现规律，因此样本提供的理论信息达到饱和状态即可满足样本量的大小。扎根理论的最大特色在于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同步进行，并且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不断比较是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思路，即资料与资料、资料与范畴、范畴与范畴、结构与结构、理论与理论不断地进行对比。扎根理论仍处在不断地发展中，代表性的版本有三个：Glaser 坚持的原始版本，Strauss 和 Corbin的程序化版本，Charmaz 的构建型版本 。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归纳性的定性研究方法，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三者最大的差异在于编码的过程。原始版本的编码分为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程序化版本的编码分为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建构型版本强调研究者对资料提问的能力，并与被研究者发生互动关系，对其行为意义进行解释。其中，程序化版本是目前研究者使用最广泛的扎根理论编码的方法。具体操作程序：开放式编码包括逐行编码、概念化、范畴化；主轴式编码建立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分辨出主范畴，通过主范畴发现事件发展的脉络；选择式编码即找到核心类属，把所有的其他的类属串成一个整体，从而发展出理论。伴随着编码的过程，撰写备忘录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备忘录是针对分析而写的记录，从研究者搜集资料一直持续到研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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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