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1.1 选题背景
伴随着“煤转旅”的开展，农村乡土社会持续发生嬗变。这一时期，新旧因素持续交替，旧有体制逐渐瓦解，新体制重新建构，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也就出现了结构失调和社会失序等不和谐的现象[1]。社会结构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产生文化模式、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理念等各个领域的变迁，对原有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关注转型期的社会心理现象，直接关系村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心理“是特定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并且这种心理反应带有普遍性的特质”①[3]，是某一时期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共有的心理倾向，对于个体心理体验的关注，则是了解转型期社会心理变化的基础。
个体的心理体验通常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制度政策的背景中，对于个体心理结构及心理过程变化的关注，需要将个体置于建构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环境，作为参与者，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4]。本文基于对山西省 S 村连续三年的实地调查，紧密结合转型所引起的村庄内现实情境的变化，以描述煤炭经济衰落后，通过政策引导转型，寻求新的经济平衡与社会稳定的过程中，政策是推动转型的动力，但执行中存在的偏差及实施后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
费孝通指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想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他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他们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①[5]。文章即是在这一理论观点的指引下，在旧有制度不再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对政府试图完成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进行分析，包括其功能特征、复杂的人际关系、个体的期望、与其它制度的衔接等，进而判定新制度是否能够满足个体的需要，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促进参与者意向性的转变，最终促使参与转型的个体形成一致行动，推进转型发展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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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文章以古村落经济转型为背景，从政策体验的角度出发，以多重差异理论为模型，基于扎根理论对农家乐经营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子进行探索性识别分析，比较影响差距，尝试构建主观幸福感影响模型。另一方面，建立基于本土情境下对于古村落“煤转旅”对主观幸福感评价的多重差异理论模型的修正，主要在于对多重差异理论这一定量测量工具的定性扩展。以期丰富“煤转旅”背景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进行完善。
1.2.2 实践意义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居民利益权力被忽视，逐渐边缘化。通过政策扶持以保障居民权力的方法是否有效，需要对转型期受政策影响后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现有乡村农家乐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内外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促进案例地转型经济的发展，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质性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①[6]。之所以是质性研究而不是定性研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研究者本人深入实地获取一手资料。质性研究是在获取一手资料支持的实证基础上，对研究现象进行意义解释。笔者深入研究案例地进行资料收集，在对所获一手资料进行深描的同时，与前人理论展开对话，提升本土化理论构建[7]。尽管质性研究不排斥研究者的“前理解”与相关理论的作用，但来自“主位”（被访谈者）视角的资料信息和“本土概念”的证据来源不可或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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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主观幸福感
2.1.1 主观幸福感概念界定
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及生活满意度三个概念相互重叠又互不相同，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多采用迪纳（1984）提出的“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的评价”①[20]，主要包含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两个基本成分。认知成分是针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而言，包括整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感。情感成分是指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体验，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21]。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有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主观幸福感是被旅游学者广泛接受的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22]。
依据上述概念所包含的逻辑关系，将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及生活满意度三者间关系归纳如下，主观幸福感是评价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而生活满意度是构成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本文所研究的农家乐经营户主观幸福感即经营户居民依据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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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对剥夺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以上提到的关于主观幸福感评价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前期实地调研发现，S 村居民对其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价时，多以某些参考标准为基准进行比较（例如，“皇城那边工资比较高，这边八九百，那边能开一千二三四”；“如果矿不停我就在矿上干了，矿上工资大，一个月最低能赚三千块钱，一年能赚三万，这里工资低”）；另一方面，默顿提出，人们在塑造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时，常常取向不是自己，而是别的群体[28]；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收入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29-30]；再者，经济转型期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利益格局差距增大，“相对剥夺感”较“绝对剥夺感”更为普遍的存在，严重影响转型期居民的幸福感[1]。基于上述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从相对剥夺感的角度对幸福感问题进行研究。
相对剥夺感是指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后而产生的，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其他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己所得的回报与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并因而产生了不公平感[31]。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所选择的参照对象，王宁认为，相对剥夺感有两个不同的维度：横向相对剥夺感和纵向相对剥夺感，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参照系的不同，横向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是个人与横向参照群体的比较，而引起纵向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则是个人与纵向参照群体的比较，即与个人在过去的某种状况的比较[19]，但其并未对具体的参照群体做出明确界定。
1985 年，Michalos 提出多重差异理论，通过获取与比较标准之间的差距，对个体实际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进行测量，对主观幸福感做出判定。通过多重差异理论对于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的理论逻辑与相对剥夺理论不谋而合，多重差异理论优于相对剥夺理论之处在于，对具体的比较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比较标准包括与他人的比较（self/others）、与自己过去的比较（self/best）、与自身需要的比较（self/needs）、与值得获得的比较（self/deserved）、与计划的比较（self/progress）、与未来预期的比较（self/future）、与想要的比较（Self /wants）。当比较标准高于自身实际状况，幸福感较低；当比较标准低于自身实际，幸福感较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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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帮建活动与受助居民...............................193.1 帮建活动实施背景介绍..............................19
3.2 帮建活动实施与执行过程.........................19
第四章 帮建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27
4.1 访谈资料分析.................................27
4.1.1 开放性编码.......................27
4.1.2 主轴编码.............................30
第五章 主观幸福感下降原因分析..............................42
5.1 帮建活动的积极作用.................................42
5.1.1 解决就业与增收...................................42
5.1.2 专项资金扶持获益..........................42
第六章 帮建活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6.1 问题思考
帮建活动实施过程中，居民的相对剥夺产生于帮建活动内容、帮建活动执行偏差、帮建活动辅助环境、农家乐经营环境与帮建活动影响五个方面。帮建活动内容影响产生于帮建活动的延续性不足，执行偏差问题源于“双轨政治”的政治体系，村级公共事务缺乏经费来源，乡村干部缺乏行政道德的约束等因素。帮建活动影响产生的相对剥夺，主要受到村民个体素质差异，社会资源差异，政治社会化机制不健全等，造成村社居民逐渐边缘化的问题.
6.1.1 双轨政治——政权不下县
费孝通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并论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时至今日，依然被认为是乡村治理最有效的办法[42]。“皇（国）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国家治理体系难以深入到地方层面，成为帮建活动下行过程中的障碍。县政府出台的“结对帮建农家乐”实践活动，其直接实施主体为政府、科级干部。在实际实施行动中，以县委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旅游局为实施主体，信息不对称成为阻碍，以领导小组的力量很难了解村民的实际情况并进行管理，而村委会对“地方性知识①”的绝对垄断，成为协助领导小组完成此项工作的现实选择。因此具体运作中出现了管理主体与所属主体的不一致，事实上形成了政府——领导小组——科级干部——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实施中简化为“政府——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依托这种隐含的委托契约关系，村委会自行制定《S 村农家乐发展实施方案》，成为科级干部与村民间的链接枢纽，有效疏通了这一连接过程。事实上减轻了科级干部负担，对于联手促进帮建活动执行工作的完成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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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
7.1 研究结论
本文以“煤转旅”为背景，以 S 村民对于“阳城县科级干部帮建农家乐”政策体验为例，探索了帮建活动实施对于转型期农家乐经营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煤炭经济衰退后，各方极力推动的转型工作未能全面带动经济复苏，无力成为产业支柱，支撑乡村经济的发展，致使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2）通过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是农家乐经营户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以多重差异理论为模型，将访谈获得资料进行匹配，研究结果显示，并非每一比较标准都会涉及，且每一相对标准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具体案例需作出相应调整。（3）帮建活动实施过程中，居民的相对剥夺产生于帮建活动内容、帮建活动执行偏差、帮建活动辅助环境、农家乐经营环境与帮建活动影响五个方面。居民对于自身幸福感的评价通过与他人的比较、与过去的比较、与需要的比较、与值得获得的比较以及与未来预期的比较。具体的，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素中，主要受到社会支持、设施环境差异的影响；与过去的比较通常源于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与自身需要的比较中，主要比较因子为帮建内容缺陷、执行偏差以及经济水平；与值得获得的、与未来预期的比较中，主要受到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4）帮建活动作用于农家乐经营户，通过与相对标准的比较产生的差距认知，影响经济剥夺、政治剥夺以及社会剥夺，最终影响经营户的主观幸福感，但其中也存在抵消相对剥夺的力量。
本文的理论启发是：（1）突破现有研究中以多个影响因素为评价因子，综合评价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定量测量方法，以及以多重差异理论为基础的定量测量，文章将两种测量方法进行融合，以多重差异理论为模型框架，通过定性研究探索产生相对剥夺的影响因子，研究创新发现，除了导致相对剥夺感下降的影响因素之外，对于幸福感进行评价时还存在着的抵消相对剥夺感的力量，使幸福感的判定过程更为严谨明晰，对于偏重定量测量的多重差异理论做出了回应；（2）建构了帮建活动影响下农家乐经营户主观幸福感的评价过程：在与帮建活动实施相关的各个阶段，通过选取比较的相对标准，对相关影响因子与相对标准的差距进行评价，判定差距，产生相对剥夺进而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