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专业技能人才有着更大的需求。职业技能提升是壮大专业职业技能人才队伍，提高职业技能水平的有效手段。当前劳动力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的主导部分、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做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表明，2018 年农民工总量为 28836 万人，其中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1.5%，总量为 14851 万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90后”占 43.2%，总量为 6415 万人①。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职业技能的普遍缺失，处在就业市场的边缘，对职业技能提升有更大的需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基础教育程度高、知识面广，职业技能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2019 年 1 月，人社部印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明确要求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民工队伍技能素质全面提升②。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效果欠佳，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技能提升、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起到负面作用。因此，集中整合有关政策和资源，完善执行机制，引导多元主体通力合作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在此基础上促进劳动力市场均衡、并以此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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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舒尔茨(Schultz)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认知水平和技能，以此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效能，其中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远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经济回报①。贝克尔(Becker)对运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果深入分析，发现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收入和物质收入②。
国外在职业教育模式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和有益的尝试，其中较为经典的模式有日本的“企业内职业教育传统”、英国的“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等等。日本较为看重企业内职业教育，据日本科学技术协会的调查表明，2/3 的企业同大学合作进行研究开发；资金在 10 亿日元以上的企业中，有 90%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资金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中，有 50%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企业内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新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上①。 英国的“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采取企业实际技能训练与各类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基础知识和技能训练交替进行，职业教育与工厂实习时间各半的几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②。德国作为最早开展职业教育的国家之一，“双元制模式”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双元制”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本位，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开展职业活动为核心，主张以企业的技能培训为主，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学为辅，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学生所学理论知识能迅速而有效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得到强化与提升③。
在职业教育的效果评估方面，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开展职业第三方评价。学者将西方国家的教育第三方评估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法国为主要代表的集权模式；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模式；英国为主要代表的指导模式④。英国有内外部两大培训方式，并且就业培训合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是职业资格证书；澳大利亚构建了十二个等级的全国通用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德国在就业质量考核方面，依照企业的评价标准；法国则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贫家，通过院校自评和现场抽查等方式来获得较为客观的评价结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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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政策梳理和分析
（一）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政策梳理
1． 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梳理
笔者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下载整理的近二十年政府工作报告，所使用的语料分析的工具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开发的“语料库在线”线上程序。笔者首先利用“语料库在线”进行字词频统计，再选取关键词，对关键词所出现的语段进行摘录分析。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工作的基本脉络，为接下来梳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相关文件做好顶层设计的分析。下表为笔者分析时所摘取的关键词和频数统计。
表 2- 1 2000-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关键词摘选统计
（二） 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1． 全国政策执行现状
（1）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现状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就业培训、农民工“春潮行动”、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培训主体包括企业、校企共建的实训中心和教学工厂、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等。在内容的选择上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新产业和新职业新技能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的开展需要政策支持和物资保障。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资金支持体现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的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上，其中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机构、就业补助及其中的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是对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资金支持。
表 2- 6 近五年全国财政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占全国一般公共支出比重
三、 Z 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现状分析....................21
（一） Z 市职业技能提升的现实背景........................... 21
1．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21
2．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举措..................................21
四、 Z 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30
（一） 问题分析.......................30
1． 政策执行过程不畅................................30
2． 培训机构培训效果欠佳...............................31
五、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机制优化....................37
（一） 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机制..................37
1． 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37
2．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38
五、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机制优化
（一） 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包含多元组织的执行机构是政策执行的核心，所包含的组织是基于执行计划的需要而自动集结的结构体。因此，执行机构是指潜在地或实际地介入计划或政策的官方或非官方结构①。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是政府、培训机构、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个主体的行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得失基础上的博弈，对此，为更好的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寻求最优效果，就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完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图 4- 1 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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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农民工的主导部分、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职业技能提升是这一群体参与新型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本文选取人力资源大市河南省 Z 市作为调研对象，利用公共政策执行理论深入了解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现状、问题及原因，使用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研究工具，探究职业技能机制优化路径。
协同治理强调在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引入政府之外的各方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公民的参与，企业、培训机构、家庭和社会公益组织良好协作，将更好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需求，更好的满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最后，本文虽然选取农业大市、人力资源大市 Z 市作为调研对象，其研究结果对全国其他地区有一定补充和借鉴意义，但是否具有普适性原则还需要验证。其次，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发现部分相关文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单独统计，部分宏观统计分析缺乏针对性。笔者虽然开展了调查问卷工作，但样本量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总量依然不够充分。最后，缺乏参训后的职业技能应用情况分析，如果将来可以收集到这些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研究将会更加的深刻和具体。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