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设计及信度与效度
一、研究设计
基于对媒介素养概念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具体内涵，依据所要了解的问题设计了问卷内容，并在能力范围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调查对象，调查当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具体情况，以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研究问题及假设
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提升主要依靠集中培训、自主学习两种方式。就内部因素而言，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互联网使用水平等对其媒介素养的影响呈正向关系，即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越高、互联网使用越熟练，他们的媒介素养水平相对来说越高。就外部因素来说，职务级别越高、培训次数越多、实践经验越丰富、理论学习越深入，政府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就会逐渐提升。但是，在新的传播格局中，媒介素养从内涵到形式，再到要求都日益复杂，对话传播中的媒介素养是否与以往一样与内外因素呈正向关系值得进一步商榷。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与假设，希望对媒介素养与影响因素的关系、对话传播与媒介素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Q1：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媒介素养现状如何？
Q2：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媒介素养现状如何？
H1：与既有研究相比，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媒介素养总体水平显著提高。
H2：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与内部影响因素（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水平等）和外部因素（职务级别、受培训程度、理论学习次数等）呈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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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国内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研究中还没有非常成熟的调查问卷作为参考，本文问卷综合媒介素养相关定义及部分研究者的相关议题探讨进行设计，有 7 道量表大题，共计 56 道量表题。本节根据量表题得分情况对题目鉴别度、相关性、信度、效度等项目进行分析检验，力求整个问卷更加科学严谨。
（一）鉴别度分析
鉴别度是判别题目能否区分调查对象水平的指标，鉴别度小的题目不能很好的区分调查对象特点，在量表项目分析中，一般将 t 统计量的标准值设为 3.00，若是题项高低分组差异的 t 统计量小于 3.00，则表示该题鉴别度较差，应将此题删除，保证其他分析的准确性。
本文选择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鉴别度。首先计算量表总分，以此对所有个案进行升序、降序排列，以总分的前 27%、后 27%作为样本高低分组。本文共有样本 713 个，根据计算分析，以总分 246 分以上作为高分组，以总分 216 分以下作为低分组，217-245 分为中间值，并将其重新编码为 1、2、3，得到具体百分比。（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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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甘肃省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分析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问卷采取线上电子和线下纸质两种发放形式，从 2018 年 10 月初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中旬结束。在保证样本质量和数量的情况下，共发放问卷 740份，其中线上问卷 327 份，涵盖甘肃多个地区；纸质问卷 413 份，包括省监狱系统 41 份，张掖地区 45 份，平凉地区 105 份，兰州地区 129 份，临夏地区 93 份。回收有效问卷 71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6.4%。
（一）性别与年龄分布
在 713 份样本数据中，男性 397 人，占 44.3%；女性 316 人，占 55.7%。男女人数比例基本均衡。（图 2-1）年龄上，18-25 岁的人有 291 人，占 33.8%；26-35岁的人有 289 人，占 40.5%；26-45 岁的人有 136 人，占 19.1%；46-55 岁的人有43 人，占 6%；55 岁以上的人有 4 人，占 0.6%。总体来看，调查对象在年龄上较为年轻，主要以 18-35 岁的青年群体居多。（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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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省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分析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来看，现阶段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年龄构成上趋向年轻化，其受教育程度基本集中在本科及以上水平，对于网络的使用时间也比以往更长。可以看出，对政府工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来说，网络化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都已经不可避免，了解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媒介的认识和使用情况非常迫切。上文提到，媒介素养概念目前还处在研究讨论阶段，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界定，就各类研究及文献来看，媒介的认知、接触、使用、批判四个层面已经成为其核心要素。以下分析将根据这四个基本层面展开铺陈。
（一）对媒介素养的总体认识情况
媒介素养一词在国内学术界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对政府媒介素养的研究也正在成为热点。但是真正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在国内的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滞后，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阶段，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培养教育还未广泛普及，了解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识媒介素养、看待媒介与政府关系的现状有助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培养提升。除此之外，调查对象在职务、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该部分将通过交叉分析寻找媒介素养总体认识与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频率分析
调查显示，在不对媒介素养进行专业讲解，直接询问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是否理解媒介素养时，只有 9.7%的人表示“完全理解”媒介素养，38.3%的人表示“比较理解”，38.8%的人表示“一般”，10%的人表示“不太理解”，还有 3.2%的人处于“完全不理解”的阶段。（表 2-1）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媒介素养的理解程度均值为 2.59<3，在不给出指导性解读的情况下，他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总体上还比较一般，处于不太理解和完全不理解的人较多。（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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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话视角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思考.........................74
一、作为管理者的对话沟通能力.....................................................................74
二、甘肃省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话沟通能力调查分析.................................75
（一）对话传播观念逐渐受认同.......................................76
（二）观念先行，实践不足....................................76
第三章 对话视角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思考
一、作为管理者的对话沟通能力
对话，字面理解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谈话；双方或多方之间接触或会谈”，其首要前提就是双向对等。李忱提到，传播施动者的存在是以接受者的存在为前提，接受者也是由于施动者的观照才得以存在，才称其为接受者，二者互为前提和存在，即巴赫金所提倡的“我存在于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于我的形式中”。3一直以来，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管理者处在控制、命令的角色中，双向对等的交流，尤其是与民众双向对等的交流对他们来说并不常见。但是，随着公民素质的提升，媒介环境的变化，这样的宣传引导既不能让政务信息传播达到效果，更没有对舆论引导产生实质作用。谢金林认为，网络本质上是“共有媒体”，其最根本的特性是参与性。对网络舆论施以行政控制会面临政治、法律、技术上的难题，建立在意识形态灌输理论之上的精英主义舆论引导也难有成效。他提出，最好的办法是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就有关公共问题与网民达成共识，在政治过程中制造普遍的同意，从而引导网络舆论朝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
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对话沟通能力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综合其他各项能力的前提下对这一能力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运用。从本文的研究角度来说，对话沟通能力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社会管理者在特有的工作环境、传播环境、个人环境中所形成的重要能力之一。他们的对话沟通能力并不是简单的交流能力，它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舆情敏感度、政府角色认识等都有一定关系。本研究提出这一能力一方面在于媒介素养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形成对话沟通能力的重要前提，对话沟通能力是媒介素养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是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制定恰当的媒介素养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对话早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学会对话沟通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内容要求，更是当前舆论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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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余年来，许多研究者们在媒介素养研究领域中寻找着适合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传播者、接收者、管理者的三重身份让其在媒介素养研究中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舆论环境提出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三个层面，即作为普通受众的一般媒介素养、作为政务信息传播者的专业媒介素养、作为管理者的对话沟通能力，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从一般到专业再到对话沟通层层递进、紧密相连。随后，以媒介认识、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批判为基础框架，结合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的三个层面完成调查问卷，对甘肃省 700 余名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实证调查，同时对近几年负面舆情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对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三个层面的现状及不足做了分析，对媒介素养与对话传播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当前甘肃省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整体上较好，对话沟通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内容对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提升给出了简要的建议。
本文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施过程中力求科学严谨，在综合考虑情况下选择了最为基础的媒介素养内涵框架，即媒介认识、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批判进行拓展延伸，在问卷调查中也尽最大可能获得了数量较为可观的数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去思考和注意。本文所提到的对话视角主要以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素养为主，因此不论是在问卷设计还是后续的分析研究中都主要以新媒体时代的具体内容为主，对传统媒体的涉及较少。作为以实证调查为主的研究设计，本文整体上对理论的回溯深入和创新开拓不足。笔者希望，此次调查研究能够对以后的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研究起到一定的帮助，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让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研究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