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与大众传媒功能的双重创新之MPA分析--基于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的个案研究

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以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为研究对象，结合实证分析、访谈等方法，分析“圆桌会”的具体运行过程，研究在这个平台上党政领导、行业组织代表、媒体和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如何进行理性协商、互动对话，达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并从大众传媒功能这一视角出发，研究电视媒体的新探索，体现政府与社会各界新型互动关系。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201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创新社会治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和报告也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和制度性的保障。现代社会治理最突出的方面是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性，各主体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合作，共同发现问题，探讨原因，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实现共生共赢。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之一的合作治理就是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平等参与，共同主事，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全能范式，通过社会各主体互相合作，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本选题以《我们圆桌会》为主线，就社会治理模式与大众传媒功能双重创新展开研究。以《我们圆桌会》作为个案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在分析“圆桌会”的运作过程和形成的运行机制基础上，研宄其中体现出的社会治理新实践和电视媒体功能的延伸，并就其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议，以期为促进社会治理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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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文着眼于社会治理新实践与大众传媒的新功能，探索政府、媒体与公众等其他治理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了达成某项公共决策或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对话、协商等互动形式，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的电视媒体在社会治理创新之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因其具有的权威力和公信力对城市公共事务的治理施加着影响；其次，媒体的角色定位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解决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挖掘大众传媒的新功能，分析包括媒体在内的城市治理主体互动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探析各主体之间有益的互动形式，这对城市公共政策质量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推动，合作治理模式将社会各界联系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栏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大众传媒功能的新发展。本文通过对《我们圆桌会》运行过程和形成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探寻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探析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发现《我们圆桌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以不断完善，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推广价值。可以说，挖掘大众传媒的新功能，发现社会各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良性互动形式，对于提升未来城市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它们分别是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实证访谈法。这些研究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本文的研究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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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社会治理
20世纪末，治理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交叉重叠或冲突时，又或者在具有竞争关系的利益主体之间调解时所发挥作用的规范、规则、原则或是决策程序”。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概念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结构和秩序，它发挥作用要依靠于多种互相发生影响、进行统治的行为者的互动”，并且进一步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治理所侧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的界定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主体之间，通过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一种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诸多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
结合已有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社会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社会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社会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引导，以达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为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和升级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首先，社会治理不仅要依靠党委和政府，也要走向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有效整合社会各方的资源，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参与社会治理，从基层民主的角度来看，更需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社会各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增强社会治理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次，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再次，社会治理离不开科技的不断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最后，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会随着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培养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人才也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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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合作治理理论
张康之认为，合作治理是公民个人与民间组织以一种互动的伙伴情谊共同参与、共同主事的治理形式，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专家指导和政府全能范式。因此，合作治理意味着，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其他主体以平等主体间的自愿行为，通过权力共享与相互合作的方式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种突破且超越公众参与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的行为范式。
合作治理理论对本文的指导意义在于：一方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需要积极动员社会各方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为社会治理注入新鲜的血液，因此，合作治理的模式让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并通过平等协商、互动对话的形式，以求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合作治理的模式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将政府与社会各界放在平等的位置，以期在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公众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参与性，激发主人翁意识。
二、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而进行系统论述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1964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的概念阐述：公共领域首先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民聚集起来形成公众。他们不是来这个领域中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一个联合体隶属于国家机构而必须要去服从法律法规。在这个领域中，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自由地选择组合，通过对话的形式，对普遍的利益问题，自由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从而形成公共意见。当这个公众群体人数较多、规模较大时，就需要能够影响更广的传播手段，此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等就是公共领域之中的媒介，当公众对话的内容有关于国家层面的相关问题时，就被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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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们圆桌会》实证分析............................15
第一节《我们圆桌会》栏目概况............................15
一、《我们圆桌会》栏目简介............................15
二、《我们圆桌会》产生的现实因素............................15
第四章社会治理新实践和电视媒体功能的延伸........................34
第一节社会治理新实践........................34
一、“四界联动”下的社会复合主体........................34
二、媒体在社会中角色的转变........................34
第五章《我们圆桌会》存在的问题和完善路径................................40
第一节《我们圆桌会》存在的问题................................40
一、社会参与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40
二、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的遴选程序有待完善................................40

第五章《我们圆桌会》存在的问题和完善路径

第一节《我们圆桌会》存在的问题
从《我们圆桌会》栏目的实地调研访谈和各类资料分析情况来看，《我们圆桌会》存在以下问题。
一、社会参与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讨论过程，是《我们圆桌会》栏目的主要亮点，也是关键。从目前的嘉宾参与情况来看，社会各界的参与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动报名参加节目的市民代表以及相关网络平台上参与话题讨论的网民数量不足。在多期节目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熟悉的市民代表，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二是在与栏目组相关的网站、微信、电话热线等平台上，市民表达意见和反馈的热情度不够高。三是在研究中发现参与的主体中缺乏高校学生。杭州市作为一个高校聚集地，大学生群体人数众多，但是参与到节目中来的少之又少，“高效民意”不被重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我们圆桌会》官方媒体的受众较为固定，民生新闻类节目的设定与一些市民的节目选择喜好错位。二是在网络平台上参与互动需要一定的知识能力，一些人群因为缺乏设备或是不具备所需的知识能力，无法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比如一些喜欢看《我们圆桌会》节目的老年人，对节目中讨论的话题十分感兴趣，虽然也想在网络平台上与他人讨论或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智能手机或电脑，即使拥有这些设备，也不会操作，使其无法参与到讨论中来。三是一些议题与民众利益的直接关联度不高或专业性较强，使一般群众参与热情不髙。比如2017年10月22日节目话题是“解码城市数据大脑”，这虽然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但一般公民对城市的数据技术了解程度不高，讨论此话题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会让公民的表达受阻。四是一些公众参与节目后发现节目产生的效果与其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导致影响参与热情。调研中发现，有些市民因申请参加节目未能如愿导致心理失望，而另一些参与其中的市民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政策，如果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意见没被采纳，预期与结果的落差也影响到有些公众参与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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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