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缘起
1.1.1 研究背景
农村社区建设实质上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它的成功与否与村民的认同和参与至关重要。而架起村民参与和社区建设的关联的主要方式就是社会动员。2006 年 7 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民函[2006]288 号），决定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积累经验。同年 10 月，“农村社区建设”正式被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在当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党和政府对村民的动员和参与非常强调。2009 年《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就明确要求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活动。至 2015 年，国家将“多元主体参与有机结合的农村社区共建共享机制”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当今中国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在农村社区用资源动员农民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厘清社区的性质。而社区关系作为农村社区性质中的重要因素对资源动员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社区关系的强弱直接影响到资源动员的效果，影响资源动员的精准性。
资源动员作为一种主要的动员方式广泛应用于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有物质资源，也有精神资源，花费了大量时间，并积极和社会力量等其他主体合作，对村民进行资源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首先，资源动员使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社区发展。加强社区资源整合, 将社区内外的各种社会资源整合为社区可以动员的资源，社区资源是影响社区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因素之一① 。而村民参与并不仅仅是社区资源动员的逻辑后果，扩大村民参与可以有效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②。其次，资源动员能够增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资源动员的重要目的是建构村民的认同感①，社区资源有效动员的过程及其结果会促进社区居民社区意识的增强，从而培养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②。第三，资源动员有助于促成集体行动。有学者认为，传统社区乡族文化作为当前农村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通过依靠社区自身的资源动员，可以促成农村的集体行动③。在当前社区建设中存在着国家资助和社会支持这样两种常见的资源动员模式，它们有助于缓解集体行动困境，但同时又面临着外部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④。而如何对社区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动员对社区的发展意义重大，是否能够契合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需求是资源动员开发能否收到成效的根本⑤。政府通过资源动员，促使一部分村民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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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2.1.1 国外关于社区资源动员的研究
从现有文献看，最早使用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一概念的学者为多伊奇（Karl W.Deutsch），他将社会动员看成是一个人口集团的实质部分，舍弃传统而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全盘过程，其中包括许多变迁过程①，而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是资源动员，国外学者在资源动员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社区资源动员的方式方面，苏尼特.阿迪卡里（Sunit Adhikari）等人通过对尼泊尔社区林业管理制度的研究认为，获得资源和利益以及执行合法产权能够激励用户有效参与资源治理②。米里亚姆 J.威尔斯(Miriam J. Wells)（1975）探讨了种族、社会耻辱和资源动员的相互关系，尽管种族差异被权力持有者负面看待，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少数民族的资源动员能力③。迈耶（Meyer）等人从资源动员维度研究社会运动，认为社会运动对内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④。在社区资源动员的效果方面，朱辉（H. Zhu）、亚普（P. Yap）等人（2016）研究了资源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控制，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动员了大量的资源，使得国家血吸虫病控制规划在过去 65 年中得到了实施⑤。莎拉安妮·穆尼奥斯（Sarah-Anne Munoz）等（2014）认为，农村老年人已经大量参与社区活动，但很少有人参加需要更高水平承诺的活动，未曾参与的农村老年居民愿意以高水平承诺参与（共同生产）的潜力非常小①。若资源缺失，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有学者认为，由于暴力行为具有易于组织、影响力大等特点，而成为抗议者的重要选择。而群体性事件使用暴力，“不是由于事件的组织者热衷于使用暴力，而是由于缺乏其他的资源，只能以暴力为手段从而制造公共影响和向政府施压”②。
1.2.1.2 国外社区资源动员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
除了社区资源动员的方式和效果，国外学者关于社区资源动员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社区资源动员的影响因素方面，艾伯特·亨特（Albert Hunter）和苏珊娜·斯塔根伯格（Suzanne Staggenborg）认为，社区的特点影响了人们在当地社区组织中动员资源参与集体政治行动的能力，社区的结构特征（如规模和异质性）会间接地影响他们在当地组织中调动资源（基金和成员）的能力，进而影响政治行动。更大、更同质的社区能动员更多资金，但这反过来又降低了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较小的当地社区更有可能动员成员，但成员数量不会影响政治行动③。在社区资源动员的提升策略方面，威廉·怀特（William L.White M.A.）研究了成瘾治疗，阐明了康复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对主流成瘾的治疗需要重建治疗和社区的关系和社区资源开发和动员的新方法，动员社区资源有助于个人和家庭长期恢复④。克玛尔·斯里瓦斯塔瓦（Komal Srivastava）和伊拉帕特尔（Ila Patel）对印度的调查发现，在有限的国家支持和资源背景下，志愿组织在扫盲运动中维持穷人和弱势妇女赋权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志愿组织（BGVS）通过其创新方法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社区动员和组织，从而赋予了妇女权力⑤。在资源动员中，还有的学者从社区情感、文化认同方面进行了策略研究。例如，恩多拉·普拉塔（Ndola Prata）等（2012）研究了宣传的重要性，社区领导通过和社区成员进行对话、举办社区教育和戏剧会议等方式，社区动员工作能够让大多数妇女了解关于健康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保障其健康，从而有助于促进政策变革①。D.斯诺(Snow)等指出了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②。比安克（Bianco）强调了基层抗争事件中农民的行动意识和能人动员的作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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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本文的理论基础
2.1.1 社区性质理论
关于社区性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 1887 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该书首次将“社区”一词做了明确的界定，他将“社区”一词作为学术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发现了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存在两种结合的类型：共同体与社会,首次阐述了社区的共同体性质。”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一个共同体，社区或共同体表达的是一种在家庭、宗族和信仰基础上社会联结的类型，是在建立在家庭、宗族等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是由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习俗的人们结合而成的关系亲密、富有人情味、能够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社会群体，它的纽带可能是血缘关系，可能是地缘关系和精神上的统一意向①。书中的社区概念描述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的具体状况，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后来，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教授发展了滕尼斯的社区思想，将区位地理因素植入社区概念中，他认为，人口、地域、共同的纽带和社会交往是社区的核心②。而社区一词进入中国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在翻译帕克教授的论文集时，将英文的“community”翻译成“社区”，主要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每一个社区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社会结构和各制度配合的方式③，由此，关于社区的研究在全社会流行开来。
社区性质理论把社区结构作为研究的重要变量，它认为社区结构以及社区的既有特质是影响社会动员效果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它侧重从社区结构的改善和社区多元认同的形成方面来提升动员能力④。社区是一个共同体，社区的共同体性质在农村社会体现的更加明显。实际上在滕尼斯的笔下，社区这种的生活形态所代表的就是农村社区，它与城市社会相对应，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种理想分析形态。由于社区性质包含众多的要素，概念较为抽象，社区性质理论认为对社区性质的测量需要首先了解社区的特征，把握社区的发展历史，把社区置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对社区中的各个群体逐一进行分析，从中发现其对社区性质的影响，以对社区性质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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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文的分析框架
2.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2.2.1.1 社区与农村社区内涵的界定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学家给社区下的定义有 140 多种，例如，徐永祥认为，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吸引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①。黎熙元认为，社区就是区域性的社会，是人们凭感官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②。尽管社会学家对社区下的定义各不相同，在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上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普遍认为一个社区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社区概念的界定，采用民政部的规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研究的范围是农村社区，而非城市社区。针对农村社区，众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农村社区是指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③。黎雨认为，农村社区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密集人口，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组成的农村区域社会④。本研究采用以下定义：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以文化、血缘和地缘为有机体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2.1.2 社区性质与社区关系的界定
社区性质是社区的根本特征。对此，黄晓星认为，社区性是指一个社区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性质，包含空间、人口、组织三个要素，表现为邻里与社区两个层次。邻里和社区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互动的结果、表现形式。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社区性，这直接促成或抑制社区运动的发生和持续发展⑤。郑中玉认为，对社区特质的理解需要从对社区本质主义的立场转向实践视角，关注社区行动者的多元社区实践如何构建一种“选择的社区”，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体化和社会化的性质①。本研究立足讨论的农村社区性质，是指一个社区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特征，是社区之所以成为社区的重要原因，是社区各方面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社区区别于另一个社区的根本标志。社区性质即社区的结构性特质，是社区的灵魂，社区性质的构成要素广泛，包括空间位置、人口特征、权力结构、社区记忆、社区关系等。其中，社区关系是社区性质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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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作为个案的 Y 村概述 ......................... 24
3.1.1 Y 村区位与人文概况 ...................... 24
3.1.2 选择 Y 村的研究逻辑 ....................... 25
第 4 章 Y 村社区建设中的资源动员状况与精准性分析 ................... 35
4.1 近年来 Y 村社区建设的开展状况 ............................... 35
4.1.1 Y 村社区建设的起源 .................................... 35
4.1.2 Y 村社区建设的内容与具体做法 .......................... 35
第 5 章 弱社区关系与资源动员的精准性关联分析 ....................... 50
5.1 弱社区关系与 Y 村资源动员的变异 ................. 50
5.1.1 弱社区关系对动员主体动员能力提升的影响 ................ 50
5.1.2 弱社区关系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 51
第 5 章 弱社区关系与资源动员的精准性关联分析
5.1 弱社区关系与 Y 村资源动员的变异
具体来看，村干部与村民的弱社区关系对资源动员的精准性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5.1.1 弱社区关系对动员主体动员能力提升的影响
村干部与村民的弱社区关系在影响资源分配和资源动员效率的同时，也会对动员主体的动员能力产生一定影响。在弱社区关系的环境中，由于村干部与村民交流次数少，在沟通上出现了障碍，彼此在理解上往往出现偏差，村干部的威望和影响力不佳，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低，村干部在进行动员时，广大村民往往不会及时响应，持观望态度，参与积极性低，这就使村干部的动员能力受限。还是以免费用沙为例，当村干部发出免费用沙的通知后，多数村民认为是不合常理的，沙子能够免费使用的可能性小，村民们以观望态度来对待此事，迟迟不去河边运输沙子，等过了一段时间，村民才陆陆续续去河边运输沙子。村民们的担忧一方面是基于目前能否免费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基于未来能否免费使用的问题。基于本村的具体情况，村民们并不是很支持村干部的动员工作，对村干部缺乏信任，这使村干部的动员能力大大受限。2015 年以来，该村的大姜规模扩大，2017 年，大姜种植面积达到历年来新高，达到 2000 亩。大姜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多情况下是基于村民们之间的口口相传，先前种植大姜的村民对后来种植大姜的村民施加影响。一村民（PDG）说到：“那年村里说要种大姜，说种大姜以后能赚不少钱，我是不信的，万一赔了就麻烦了，我当时就没种。后来村里种大姜的越来越多，我听他们说能赚钱，有的还赚了不少，
家里生活也过得好了，我邻居也建议我种一点大姜试试，后来村里也给了点补贴，于是，我就先种了 1 亩，后来发现能赚钱，就扩大到了 3 亩。说实话，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我到现在也不会种。”这就充分反映出，村民对村干部动员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村干部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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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6.1 研究结论
6.1.1 研究的主要发现
本研究中，笔者通过对 Y 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关系作为村干部与村民交往的桥梁，关系到村干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会影响资源动员的精准性。弱社区关系和资源动员的精准性均会对村民的参与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推进。基于 Y 村的具体情况，通过 Y 村资源动员的公平性状况和资源动员的参与状况这两个指标来综合衡量资源动员的精准性；通过村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村干部与村民日常的互动沟通频率来测量社区关系的状况。村干部与村民的弱社区关系对社区认同感的培育、村干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村干部的动员合法性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该村的弱社区关系影响了主体对动员瞄准性的要求；固定了动员手段，导致路径依赖；导致动员对象的参与呈现封闭状态。因此，弱社区关系与资源动员的精准性存在重要关联，弱社区关系会对资源动员的精准性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农村社区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在该村资源动员精准性的影响下，村干部在村民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相对家庭条件较差的弱势群体因未获得资源而未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村民的社区认同感普遍较低，尤其是这部分弱势群体，而社区认同感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更加需要引起政府和村干部的重视。这一结论如下图所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