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起源及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各类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8 年，我国社会组织还不足 5000 个，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壮大，现今社会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种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组织体系。截至 2016 年一季度，全国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到 66.48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 32.9 万个，基金会 4841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33.1 万个。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宏观治国理念和政治语境的转换，“小政府、大社会”这一改革理念再次兴起，各地方政府围绕这一理念为初衷取得了社区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其中表现突出的便是产生了一批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成为服务社区居民、协助居民表达、推进社区互助与融合、参与社区自治的关键力量，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提升了社会参与、居民参与，推进着社会自治的进程。然而，对于出身社会基层的它们，由于相关制度的限制、法律法规的不配套、资金资源匮乏、监管体系不到位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做到生存上的“自给自足”，必须依靠与政府维持紧密的互动合作来实现其生存与发展。但是，当前中国总体仍处于“强国家”、“弱社会”格局，政府在转型过程中仍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并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与发展路径有着较强的控制力。社区社会组织要想与政府达成合作，并不断提升组织的竞争能力，满足组织长远发展的需要，必须能动性地选择一系列理性生存策略来适应、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笔者对青岛市市南区多家社区社会组织实地调研期间发现，组织生存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资源的介入，其中组织是如何运用生存策略依靠政府获取资源及合法性的这一问题引起了笔者关注。所以，笔者从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中具体的生存策略运用出发，以两个社区社会组织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深度剖析组织策略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机制与问题所在，并尝试提出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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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理论研究许多均包含于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之中，较为突出的是韦斯布罗德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和亨利·汉斯曼的“合约失灵理论”理论，他们都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非营利组织产生的必要性。韦斯布罗德认为市场和政府对于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相继失灵，使得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换言之，恰恰是因为政府及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局限性，使得民众产生对第三部门的功能需求，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质与量方面，因为政治性影响的存在，有着许多掣肘，无法全方位地满足百姓的需求。而社会组织在满足各种各样的对象的多元化需求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可以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众多需求（Burton Weisbrod，1974）。汉斯曼则认为合约失灵导致市场失灵，坚持存在合约失灵的商品或服务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欺诈行为就会大大减少。对此他的解释是：“社会性组织由于‘非分配约束’的特性，即组织盈余不进行成员间的利益分配，从而降低了社会组织牺牲服务品质谋求个人或组织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提升了提供信息不对称产品和服务的优越地位”（Henry·B·Hansmann，1980）。由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亦常用于解释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他最初将社会资本理解成为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即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关系，而后又从微观的层面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存在于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整套资源（皮埃尔·布尔迪厄，1998）。普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信任、网络和规范等方面，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他认为基于社区自治基础上形成的民间组织，可以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且有利于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和社会和谐友爱（罗伯特·普特南，2001）。福山则认为，社区乃至社会中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主要源自于两种组织：家庭和社团。只有在社会成员合作这样的广义信任网络基础中建立的社会资本，才能激发民众团结协作、积极参与，从而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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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区社会组织 A、B 生存发展概况
调研期间，笔者走访了青岛市市南区多个社区，最终确定 A、B 组织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这是因为通过对多家社区社会组织的反复观察与了解，笔者发现 A、B组织在组织类型、体现的社会效力以及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处。虽然有上述诸多共同点，但两者在实践中却采取了差异性的措施。访谈期间，笔者还注意到双方组织负责人所关注的问题及困扰也存在差异。所以，笔者选择针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从各自特点与不足入手，希望能对当前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与困境形成更加全面、具体的理解与分析。
2.1 A 组织成立背景与现状介绍
A 组织于 2010 年成立于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仙游路社区，是由组织负责人王女士为首的几名退休党员联合建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成立初期，A 组织还只有几名义务志愿者，配合街道社区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该组织积极发挥其服务职能，于 2015 年在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民非注册成功。仙游路社区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管辖区内，背靠北山公园，管辖面积0.4 平方公里，常住居民 21000 余人。其所在的金门路街道，是一处 80 年代中期兴建的居住群，属开放性无物业管理的老城区，管区总面积为 4.22 平方公里。辖区共有 40 多条主次干道，9 个社区居委会，781 个居民楼院，常住人口八万余人，其中六十岁以上老年人 1 万余人，残障人士 800 余人。根据社区老年人较多，居民服务跟不上的实际情况，政府将社区工作重点放在了帮扶特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等服务上来。在这种背景下，仙游路社区为了秉承“思为社区，行为居民”的工作理念，精心打造了“你有事，我来帮”的服务品牌，着力健全社区社会组织配备，维护社区稳定、提升社区服务、美化社区环境 、丰富社区文化，首创低保民主议事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社区邻里中心”，并扶植、组建了一批社区社会组织。2010 年前后，仙游路社区先后荣获“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岛市文明社区”、“青岛市十佳社区”、“青岛市民主法制示范社区”、“市南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南区党建示范点”、“市南区温馨社区”、“市南区星级平安社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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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 组织成立背景与现状介绍
B 组织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八大湖街道，该街道管区总面积 4.66 平方公里，管区内共有十个社区，常住居民 7 万余人，是青岛市市南区人口最多的居民住宅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 1 万余人，残障居民 1270 人，特困居民三百余户，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凸显，对社区服务范围、质量都有较高的需求。同时，八大湖街道位于青岛市中心地段，经济文化建设超前，管区内拥有 1000 家单位和大量公益性队伍，资源雄厚。但因为街道内缺乏规范性、组织性的管理，无法充分发挥社区服务供给的作用。八大湖街道党工委出于构建和谐社区的目的，决定建立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用以整合社区已有资源。正值青岛市政府对社区服务管理体制的调整，社区服务中心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性质、职能上分得更加清楚，为开展公益性服务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由此为契机，B 组织在筹建阶段就得到了社会和上级政府的认可及支持。通过组织负责人贾女士及街道党工委工作人员的努力宣传，B 组织得到了驻区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团体和爱心居民的支持，并积极向市南区区委、区政府积极汇报，筹建工作顺利完成。2005 年 3 月，B 组织在青岛市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应运而生，利用法人团体的特殊作用成立公益性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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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区社会组织策略运用及问题分析............ 19
3.1 A 组织生存策略的运用 .............. 19
3.2 B 组织生存策略的运用 .............. 26
3.2.1 踏实工作与主动顺从 ....... 26
3.2.2 政府其他资源内部化 ....... 28
3.2.3 强化内部资源整合利用 .............. 29
3.3 A、B 组织策略运用的问题与自主性困境比较分析.......... 30
3.3.1 A 组织：过分迎合，走向碎片化 ......... 30
3.3.2 B 组织：行政化加深，走向内卷化 ..... 31
第四章 社区社会组织困境产生原因及出路探索 .............. 33
4.1 导致组织自主性困境的原因分析 ........ 33
4.1.1 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 ...... 33
4.1.2 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依赖 ...... 36
4.1.3 非对称政社依赖关系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 .............. 37
4.1.4 A、B 组织不同自主性困境的原因分析 ......... 38
4.2 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改进建议 .... 39
4.2.1 实施科学化管理，吸引专业化人才 .... 40
4.2.2 拓展多方位资源获取渠道 .......... 40
4.2.3 加强组织对资源掌控力 .............. 41
第四章 社区社会组织困境产生原因及出路探索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社区社会组织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为了生存组织必须依赖其他组织获取资源。案例中，无论是官方背景较弱的 A 组织还是颇具官方背景的 B 组织都对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所以，要想深入理解组织生存策略背后的选择依据与问题所在，首先需要理顺政社之间的依赖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组织策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生存策略的具体运用，就可以找到组织产生不同困境的原因，并尝试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
4.1 导致组织自主性困境的原因分析
仔细推敲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似乎存在着一个政府作用的怪象：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离不开政府资源，但政府资源进入之后，前者又普遍出现自主性困境。为了阐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分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深刻影响着组织生存环境，并塑造着组织生存策略的制定与运用，从而使社区社会组织产生不同方面的自主性困境。“合法性”是研究考量社会组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是指要求社区社会组织既要符合法律、道德，又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潜性要求”，从而得到社会及政府接受和认可而能够运作的状态，即并非只是字面上的“符合法律”，而是既符合制度合法性又符合社会合法性（包括社会规范、价值或信仰）。社会组织类型繁多，无论是企业、学校、医院，还是本文研究的社区社会组织，为何有的可以越做越好、日益壮大，而有的却只是昙花一现或偏居一偶？其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组织的合法性。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具有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实施操作上却仍不能缺少政府部门的“点头认可”。即使少量的组织可以依靠自身过硬的业务办得风生水起，但却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而沦为只能地下活动的“黑户”，所以争取“合法出身”一直是组织得以优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笔者从制度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两方面简述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合法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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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兴起至今近 30 年，从早期的实力弱小、寅吃卯粮到如今的日益规范、种类齐全，已经逐渐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我们可以肯定，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这期间，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社区社会组织表现出了相当的能动性，它们通过巧妙地运用各种各样的生存策略来实现生存与发展。然而，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对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而言，在其与政府的互动中自主性受限已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本文对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比较研究，笔者发现组织在不同的生存策略运用过程中也会遭遇不同的自主性困境。研究发现，无论是官方背景较弱的 A 组织或官方背景较强的 B 组织，它们的行动都是政社非对称依赖关系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的策略制定。在这种条件下，由于 A、B 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差异导致它们运用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从而对组织自主性产生了不同影响。其中，A 组织的生存策略运用表现出“唯资源导向”特征，组织对政府过分的依赖与迎合，导致其在“碎片化”的制度环境中发展缺乏稳定性；而 B 组织的自主性困境则表现为组织行政化加深，呈现出“二街道”的特点，组织与公众实际需求脱嵌，可能会走向公共服务“内卷化”。针对以上现象，笔者建议社区社会组织可以从这三方面改进生存策略，即实施科学化管理并吸引专业化人才，拓展多方位的资源获取途径，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对资源的掌控力等等。关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组织的现实困境，对进一步挖掘组织潜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笔者的学识和时间所限，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对于研究对象的比较不够充分和全面，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改进意见不够充足等。这些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问题，笔者将会在日后的学习实践中查缺补漏、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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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