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就业流向一直以来都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指标，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掀起的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的“打工潮”，还是如今新型城镇化发展下越来越多农民工群体兴起的“返乡潮”，农民工群体的稳定就业和发展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
长期以来，大众的既有印象中都将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视为“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双重身份特征，让他们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面临着尴尬的处境，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一群体，而他们却又在融入城市的发展中存在着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权益受损或不公的状况。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弱势地位在返乡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同样存在吗？一些学者认为那些返乡的农民工群体是一种“双重边缘人”[1]，一方面曾经外出城市务工因为“流动”的问题让他们在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生活，而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的外出务工同样也会使他们没有办法融入家乡的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种对自己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感，从而产生了一种“双重脱嵌”[2]的状态，成为城市和家乡的边缘人。此外，他们还认为返乡农民工群体除了在社会身份上处于弱势地位以外，在返乡就业过程中还存在没有办法及时知晓家乡的就业信息等情况，在信息层面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但这些研究并不能真正反映全部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因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返乡农民工在返乡就业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抓住当前小城镇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实现新媒体赋权，在家乡就业乃至创业，从而成为县城的“新中产”阶层，甚至成为促进家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份子。因此，本研究将调查视角聚焦于这些成为返乡就业农民工群体中的“新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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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内容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同样也正值互联网经济正在推动中国下沉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小城镇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型岗位，这些岗位的出现也给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离开漂泊的城市，扎根于乡土。因此，本研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那些选择返乡就业的农民工群体，那些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赋权的返乡“精英”农民工群体，并试图探索以下几个研究问题：
1. 以快递驿站老板为代表的这些内部分化的返乡“精英”农民工群体是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自我赋权，从而摆脱自己的弱势地位，获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并成为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份子；
2. 返乡农民工群体拥有新媒体，是否就一定能够产生赋权效果，其中产生的条件和限制因素有哪些；
3. 以快递驿站老板为代表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利用实现新媒体赋权的过程，对于安徽省乃至其他省份县镇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有何启示。要解答上述问题，就要探索新媒体技术在那些返乡农民工群体中所产生的作用。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当下，新媒体技术平等地提供给大众各种互联网资源，而这能给予社会中的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以机会，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从而打破“双重边缘人”身份上的限制，获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会和资源。
家乡的变化 论文参考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赋权
赋权（empowerment）又被译为“增权”，最先出现于西方 20 世纪 60、70 年代，所罗门（Soloman）在 1976 年《黑人的赋权：被压迫社区里的社会工作》（《Black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一书首先提出了“赋权”概念，主要是希望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群能够借助社区或社群的力量，增强自我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改变个体所处的弱势地位、改善自我生活的目的。而后在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门学科领域中，学者们对此理论进行不断扩充和发展，并对此概念进行了更为系统地梳理和应用，但这一理论在西方应用较多。
从关注的群体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中环境中处于一定弱势地位的群体，如关注女性群体、艾滋病感染者、有色人种的增权问题。在 Vanessa Cooper; JaneClatworthy; Richard Harding; Jennifer Whetha 的 论 文《Measuring empowerment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vailablemeasures and their properties》中他们主要关注艾滋病患者衡量性质的审查系统赋权，而Lisette Saleh 在论文《Women’s Perceived Quality of Care and Self-Reported EmpowermentWith Centering Pregnancy Versus Inpidual Prenatal Care》中关注孕妇群体对护理质量的感知自我报告的赋权，这种质量管理赋权也是赋权理论的一部分，与西方国家当时流行的管理运动有关，如人力资源管理（HRM）和全面质量管理（TQM）。从概念界定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心理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一是心理赋权，从个体心理角度来看，赋权是一种“自我效能”（self-efficiency），是个体通过提升自我的效能意识，以增强达成目标的动机。这种赋权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暗示，过于狭隘；二是社会赋权，社会赋权是一个社会关系互动过程，包括信息的沟通和人际交往，从而达到信念认同的效果。社会赋权还具有实践性，通过积极引导和践行，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升自己的权利和能力，从而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但是无论学者们对“赋权”概念如何进行发展或扩充，而它的概念中有一些是不可变的，换句话说，“赋权”具有一种天然性，它的提出天然与底层或弱势群体相结合，无论是通过外界社会或社区的力量进行赋权，还是通过个体的心理暗示和效能提升达到自我赋权，它的前提都是针对那些在社会中因为个体各种生理或心理相较其他人群处于一定弱势地位的人群。这一理论的前提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是能够通过各种努力达到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借助外界力量还是自我能力的提升，这种个体在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少权状态是可以改变的，因此，这里个体所处的弱势地位主要是指个体的能力和资源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权力”。正如迈克尔·曼所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1]，班德拉也把权力定义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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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关研究综述
返乡农民工群体利用新媒体进行赋权，选择从事新兴的数字化行业，从而改变自己“双重边缘人”身份，助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的研究，可以从返乡农民工群体和新媒体赋权这两个角度进行综述。随着近些年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大城市的很多对外贸易企业在生产及销售环节面临着不稳定的情况，因此很多企业的在招工方面也常常会出现岗位的萎缩现象，这就会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产生影响，会造成他们外出却“无工可打”的现象，于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小城镇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岗位，很多农民工群体选择返乡就业，不仅能降低生活成本还能避免与家人的分离状态。因此，学界近些年来对开始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甚至不亚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既往的研究都是从农民工群体利用新媒体赋权如何适应并融入城市的生活角度出发，却忽略了返乡农民工群体同样也需要借助新媒体赋权去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家乡，这也与互联网经济的下沉息息相关，新兴职业及岗位的出现让返乡的农民工群体能够依托新媒体技术实现在家乡的发展。因此以下主要将从返乡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媒介赋权研究以及农民工群体利用新媒体赋权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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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分析................................................18
3.1 新媒体赋权与返乡就业...........................................18
3.1.1 周围环境变化的感知..................................................19
3.1.2 返乡就业信息的获取........................................20
第四章 研究发现................................................32
4.1 新媒体赋权助力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32
4.2 返乡就业创业农民工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33
4.2.1 职业选择需与新媒体使用相勾连...................................33
4.2.2 需要掌握和提升数字化技能.....................................34
第五章 总结与讨论............................36
5.1 创新与不足...................................36
5.1.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36
5.1.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36
第四章 研究发现
4.1 新媒体赋权助力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
本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并非都只会陷入“城市打工无前途，返乡无意义”的困境中，也不会都只是成为城市和家乡的“双重边缘人”，快递驿站老板通过新媒体赋权，在返乡之后能够迅速摆脱自己的弱势地位，抓住当前中小城镇数字化发展的势头，选择新型的数字化职业，从而使自己不能够扎根大城市，也能在返乡之后退而求其次扎根于家乡的小城镇。通过对 Z 县这些受访快递驿站老板的观察和访谈，在他们返乡就业和创业过程中，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外出务工到选择返乡就业，从就业到自己创业，这固然源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是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成为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助力。
因为本文提出的赋权视域更多的是关注个体发展层面，因此基于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创业过程中新媒体发挥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增强了个体的能力方面。在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返乡农民工群体，在返乡之后通过手机这一媒介，感知到新的社会发展变化、获取新的就业信息等，这些都是媒介赋权的表现，最终形成增加了他们自身能力的结果。
他们在使用新媒体工具过程中，发现了家乡的变化，在返乡后从就业到创业过程中，他们新媒体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够在返乡后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社会资源，并且能在职业上选择“向上流动”。因为他们能够在返乡后，利用新媒体实现自我信息的拓展、人际互动以及自我行动的赋权从而获得职业上的资源以及客户的信任。他们利用当前新媒体技术能够平等地提供给所以个体以平等获取资源的机会，把握住机会从而让自己能够在返乡后重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渠道和资源，提高了自己的经济水平，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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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与讨论
5.1 创新与不足
5.1.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从研究角度来看，本研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 Z 县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发展较为“成功”的快递驿站老板们，深入研究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在他们返乡发展过程中对其职业选择和生活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当前时代技术的发展和个人选择息息相关，以往很多有关新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研究都集中在那些从事传统建筑行业或工厂流水线的农民工群体身上，却忽略了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农民工群体的职业选择面临着多元化的特征，如外卖配送员、快递小哥都是他们可选的新兴职业。这些新兴行业的出现，基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在其工作和生活中与媒体技术的羁绊更深，新媒体技术对他们而言，也不仅仅是那些从事传统建筑行业和工厂流水线农民工群体工作之余的一种娱乐消遣工具，而是他们身处周围环境变化之中能够感知利用的工具，是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更能够揭示新媒体赋权的产生与研究对象群体对新媒体使用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研究理论来看，不同于以往国外研究将赋权主要框定于社区赋权或者群体组织的赋权层面，而从新媒体赋权对个体自我发展层面所产生的作用来看，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为摆脱城市和家乡“双重边缘人”这一身份，利用新媒体赋权实现返乡后重构人际关系网络。此外，不同于既往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新媒体赋权对个体心理层面的表现，而主要关注新媒体赋权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些层面都丰富了赋权理论的表现维度和具体内涵。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