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理论简述
（一）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概念界定及鲜明特征
1.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概念界定
“中央苏区”这一概念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域去定义。随着学界对中央苏区的深入研究，对其定义也在不断发生更迭，在不同论著中的提法也呈现出多样性。关于中央苏区的时间跨度，如余伯流、凌步机在《中央苏区史》一书中谈到“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的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三年游击战的结束，中央苏区的斗争持续了 10 年之久。”[1]而蒋伯英、郭若平则在《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一书中写道“中央苏区的历史，从 1929 年 1 月毛泽东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游击揭开序幕，到 1935 年 5 月各级苏维埃政权全部终结，历时 6 年多。”[2]；由江西省档案馆于 1982 年选编的著作《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将 1927 年 9 月公布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作为中央苏区的开篇，以 1934 年 8 月发布的“中央苏区五次‘围剿’胜利统计表”作为中央苏区的终结，时间跨度 7 年之久。而关于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在一些历史类著作中，譬如《中央苏区史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等均将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限定在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但是随着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扩大，包含全国的 34 个中央区县，分布于福建（20 个）、江西（13 个）、广东（1 个）三省的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五块革命根据地。不管是从或长或短时间跨度还是或宽或窄的地域范围去定义“中央苏区”，都有其独到的合理之处，而本文将中央苏区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渐近性，经历从孕育、萌生、成型、壮大到覆灭的一系列必然阶段，因此本文研究致力于从长的时间跨度和宽的地域范围，从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去解读“中央苏区”这段历史。
“标语”一词并非源自中国，而是从日本以英文的形式意译传入，直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广泛出现于白话文的著作中。标语因其精炼、简洁、易于记忆和传播等特点在社会舆论及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深受追捧。邵培仁等在《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卷）》一书中认为“标语口号是宣传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两者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它们言简意赅、主旨提纲挈领、突出鲜明，又便于散发、张贴、涂写或悬挂，是我们在各个时期、各个部门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所常用的。”[3]张品良在《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书中从心理学角度对标语进行了阐述：“所谓标语，其实就是标语传播者试图通过标语媒介，对他要传播的对象，从心理上施加影响并引导受者接受传者的标语传播的内容，从而产生传者所期望的行为发生。”[4]红色标语则是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在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广泛开展革命动员工作而独创的宣传方式和舆论媒介。“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热烈”、“忠勇”“正义”等极具正向的意义或希冀，中国共产党人沿用“红色”的传统含义并效仿苏联对“红色”的使用惯例，延伸至革命和政治领域并发挥到极致。具体体现在：党创建的军队称为红军、赤卫队，党确立的旗帜称为红旗，党领导下反映革命现实的文学作品都纷纷冠以“红”字，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党用于广泛宣传的标语口号称之为红色标语。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就是中央苏区时期党根据革命具体实际形势而创造的、极具革命性和政治性的一种简短文体、易于承载的宣传方式，具有其他方式或媒介无法比拟的经济性、便捷性和易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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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及显著特征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统一体，但其大众化的实践先于大众化理论的产生，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传播先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步入实践的早期阶段可以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而对其进行概念研究始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真正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瞩目的研究对象。随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对其概念的定义则见仁见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有：刘书林从政治制度构建层面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即“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入脑入心,在全国人民思想上树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进而巩固和完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9]邱柏生则是从动态过程论视角解读，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看作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这种进程同步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空逻辑，可以将大众化理解成一种过程与机制，可以将大众化理解成为一种结果。”[10]刘建军从特指和泛指两个角度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界定，认为“它特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它泛指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11]并且特别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而不是强制人民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12]何怀远运用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原理阐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最大化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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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一）国民党厉行专制独裁，国内白色恐怖氤氲
1927 年，汪精卫、蒋介石先后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彻底断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途，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在血腥屠杀中惨淡收场。处于弱势一方青涩的中共迅速成为强势且暴虐的新晋篡权者国民党反动派绞杀的对象，甚至与中共保持联系的革命群众也被纳入根除的名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党”绞杀令下全国笼罩在一片死寂般的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的专制性和反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政治上，先后制定了诸如《中国国民党清党条例》《国民党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国民革命海陆将领拥护国民政府清除共产党完成北伐通告》等旨在撇清和破坏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共合作关系，并极力否定中共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宣称中共为“非法组织”，常以“共匪”冠名，这就公开为其对中共及革命群众进行大肆屠杀和镇压的残酷行径提供了法理依据；甚至为了巩固自身对国家绝对的统治权，蒋介石在 1928 年8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发布了“训政”，称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党，国家的一切权力由国民党一党独揽，这就充分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性合法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民主法治建设更是天方夜谭。在经济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代表，其本质是剥削阶级，全国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加之横征暴敛、滥发纸币等一系列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举措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在宣传教育上，严格控制舆论动向，禁止中共任何思想言论流出和出版物的发行。为了稳定和收拢人心，蒋介石于 1931 年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大谈教育、农业等民生问题，并象征性地采取了一些减租降息和分田政策，但对自身统治的弊病视而不见，忽视问题的症结所在地悲悯苍生的行径的确贻笑大方；不仅如此，甚至大肆恶意诋毁和误读中共的政治纲领，将中共妖魔化，对民众进行愚民教育。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之下，中共被迫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带、群众基础相对较好的山区寻求生存的喘息之机；其他遭受迫害和剥削的团体和阶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也在水深火热之中酝酿斗争、反抗的种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终究还是自掘坟墓，把自己掩埋，成为全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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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赣西南闽西等地闭塞落后，封建愚昧思想、集权主义盛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向赣西南、闽西等地势复杂，封闭落后的山区进发，积极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武装暴动。虽然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一批人如袁玉冰、罗石冰、邓子恢、郭滴人等曾在赣西、赣南、闽西地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运动，创建党的组织，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由于其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浓厚，加之国民党右派、土著军阀和反动分子的破坏，中共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工作的推行依然阻力显著，步履维艰。
从区位条件来看，赣西南、闽西地处罗霄山脉与武夷山脉交错而成的广袤区域，“这一相互连接的广阔地区，横跨赣、闽、湘、粤四省边界。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18]同时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具备比较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在革命形势严峻的境遇下，赣西南、闽西这样的区位优势，为中共缓冲国民党的进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央苏区创造了天然屏障和提供了自力更生的条件。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封建统治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拥有较好区位优势和丰富自然资源的赣西南、闽西也无一例外。在农业方面，这一地域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技术落后，产量很低，甚至在偏僻的山区仍停留在原始刀耕火种的时代。封建土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土地兼并现象异常频繁，作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统治的代表地主阶级占据大量的土地资源，农民承受着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生活艰苦。在工业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受冲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品经济渐次开花。但是由于技术的落后和资金的短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人并未在赣西南、闽西地区产生，与此同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同样无法逃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魔爪，艰难度日，甚至沦落至匪的地步。在商业方面，赣西南、闽西自然资源富饶，商品经济活跃，但商品流通被土豪劣绅垄断，通过囤积居奇、霸占市场、强买强卖等手段牟取暴利，在加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业萧条，严重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文化教育滞后，教育资源严重稀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都是文盲，封建愚昧思想根深蒂固，宗族姓氏观念浓厚，地主豪绅掌控着族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严格管控和盘剥其他族內同姓民众，甚至为抢夺其他姓氏的资源和对抗劫匪，巩固自身统治，建立武装基地，组织民团。此外，社会风气糜乱、颓废，黑暗腐败，烟赌盛行，娼妓泛滥，西方的传教士打着慈善的幌子，倾销鸦片，破坏民众的反抗行动，与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沆瀣一气，压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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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22
（一）关于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及苏维埃、共产党性质的大众化.. 22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等科学理论的大众化...................... 23
（三）关于土地革命理论及暴力革命论的大众化...............................24
四、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式.............. 26
（一）标语传播文本类........................ 27
1.标语文献..............................................27
2.标语范本..................................27
五、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分析与经验启示................................31
（一）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分析.......... 31
1.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力....... 32
2.增强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壮大了阶级基础和革命力量...........................33
四、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式
（一）标语传播文本类
1.标语文献
所谓标语文献就是以标语口号的形式将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字资料通过书面等固定的形式记载下来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为了充分发挥标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的重要重要，也为了扩大、普及和规范标语的使用，制定和发布了诸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第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第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第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第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第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第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第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大政纲运用标语口号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宣传了党的政治纲领，直截了当、一目了然，便于广泛扩散，是研究标语主要内容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其他违纪处罚规定，《宣传员工作纲要》、“共产党十大纲领，国民党十大罪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宣传须知》、《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告白军士兵到红军中来的办法》、《为完成“少共国际师”告全县少先队员书》、《婚姻条例》等介绍了标语制定的环境背景、任务要求以及标语制定的具体注意事项明细，为全面研究标语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史料资源。
2.标语范本
标语范本是苏区党政军为了规范标语使用，统一宣传内容，增强标语使用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而颁布的，一些适应革命形势和任务要求的标语范本相继出现，诸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保卫队四班制的“共产党十大政纲”及“国民党十大罪状”，1929 年 4 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标语》、1930 年3 月 19 日在大余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的《革命标语》，还包括中共江西赣州行委于 1930 年 11 月颁布的《宣传鼓动口号》、赣西水新县行委翻印的《宣传动员令》，既对标语书写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又颁布了许多内容全面、丰富、直观的标语范本。1933 年 7 月 2 日原载于《红色是中华》第 90 期的“八一”纪念的标语及口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于 1934 年 3 月 7 日印发的“目前中心标语口号”、中国共产党寻乌委员会 1933 年 7 月颁布的文告“告白军士兵标语”，为地方各级党政军开展标语宣传工作提供了参考范例，统一了宣传口径，使标语遍布苏区各个角落，形成合围局势，给予苏区民众以强烈的思想意识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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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分析与经验启示
（一）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分析
标语作为中央苏区时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的最为普遍和重视的一种形式，“1927 年 9 月底 10 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时，为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定的 5 条任务中就有一条是：‘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26]，而且刘型在《黄洋界保卫战前后》中提到“毛委员不但亲自主持宣传员会议，还经常检查宣传工具，看是否完善，用起来是否顺手；并亲自拟定标语口号，把当时的斗争要求，用简单明确、通俗的话告诉群众。写标语时要写的高，写得大，色彩鲜明，群众看了高兴，敌人来了也不易铲掉。”[27]根据老红军董有刚回忆称：“‘打土豪、分田地’类的标语，以其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收到极大的宣传效果，人民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流传极广。”[28]标语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受重视、普遍使用和收效显著的情境之下，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序幕，拉近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肥沃土壤中孕育、成长、发展和壮大，不仅顺利完成了中央苏区时期特定的历史使命，还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调；此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时代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其艰巨性丝毫不亚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积累的方法，无疑为当前任务要求的践行提供了宝贵的实施原则与经验总结。
1.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力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中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使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为广大的民众知晓、了解并认同，进而体现在对党的支持和拥护上。然而作为新生的政党，共产党面临着因被国民党污蔑为“共匪”、“强盗”、“魔头”等极具反动性质的政党形象而遭遇群众抵触的困境，这是稳固政权必须直面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宣传入手，辅之以具体的体现党的宗旨和原则的举动，真正做到言行一致，令民众信服。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必须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苏区民众认知水平、思想状况等具体情况，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标语就是当时党和红军摸索出来的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之一，并从议程设置、组织实施等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细致性谋划，甚至严谨到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这一时期的标语运用大量的文本内容辅之以精准、有效的宣传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人民性作了广泛的宣传和阐释，对不同阶段党推行的各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政策进行即时宣传，让民众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党的最新动态资讯。以广泛动员“土地革命”为例，土地问题是苏区民众最紧要和最闹心的事情，长期的愚民教育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反抗的意识，想而不得，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形于革命是极为不利的，为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必须帮他们解决当前所想和后顾之忧。为此中共发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起初开展土地革命是极其艰难的，一方面中共初来乍到，根基不稳，民众不信任，另一方面苏区百姓软弱，奴性思想浓厚，对现实极度悲观却又安于现状，认为不管哪个政党当权他们面临的都是被压迫，受盘剥的命运。根据江西宁都的农民廖焕明的回忆：“那时，我们开会、宣传、打土豪，都是半夜出去，打土豪时，我们都用做好的假面具，使土豪认不出来”。[29]不仅如此，对于中共的宣传动员活动，许多农民表示质疑，如当时吉水的农民曾这样道出自己内心的无奈与忧虑：“从前国民党宣传何等漂亮，而今国民党得到政权，我们的利益又在何处？不理我们，压迫我！”“共产党也还是一样的宣传，将来得到政权，还是与国民党一样的。”[30]即使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之下，中共并未放弃舆论动员，反而更加耐心、细致的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严格规范军队纪律，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尽可能地降低到最小范围，经过不懈努力，“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