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第一章导言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乎 2.6 亿人的切身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也是中国改善民生，保障民众均等、公平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战略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讲，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的农民问题一直是个不容忽视的历史问题，也是最最关键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了当时最最关键的问题——农民问题——进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当前最最关键的问题，虽然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但是要看到，以往三十五年的发展让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如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农民，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政策法律问题，又是制度设计问题；既涉及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又涉及庞大农民工和城镇市民的行为问题；既是国家层面上的宏观战略问题，又是农民工层面上的个人意愿选择的微观问题。
其实，从1982年开始中央政府已经发布了15个（1982-1986年，2004-2013年）“一号文件”，从政策上不断完善和保障农民的权益，惠农政策也逐渐地落到实处，但同时对于8亿农民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央政策和“一号文件”还需不断地完善和调整，这是政策上的。在制度上，需要突破的是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设计——把农民“钉死”在农村，也就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制度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联动的问题，涉及层面多、部门广。在法律上，更需要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土地征集和社会保障上更需依法落实。最后从理论上说，一般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等等都无法套用在中国的现实问题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肯定不适合中国，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庞大农业人口数量都可以让理论模型扭曲崩溃。
所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对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需要输入地切实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各种障碍，也既需要输出地为农业人口顺利转移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因而，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瞄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难点焦点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在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结合中国当代的实际情况，在结合他人的研究成果上，来丰富相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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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一、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理论阐释有很悠久的历史，从 19 世纪开始，西方著作里就开始涉及和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不同的学科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解释。社会学者从差别迁移着手，即迁移者不同的动机对应着不同的迁移群体。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种族等因素有重要的影响。经济学者从经济学框架中来阐释。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理论、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等等，都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西方关于人口流动理论暂分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学派。
1.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对迁移的动因、规律和作用等都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从历史变化的角度、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对各种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从而引起的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变化，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指出：“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从而为人口大规模迁移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分工；一类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使得不同的人来分担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它需要有劳动力的转移。”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生产社会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劳动力的全面转移。”同时，马克思还把劳动力的转移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联系起来，发现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他指出“停滞和危机时期是人口流向国外的状况最为强烈的时期，也是较多的过剩资本输往国外的时期，而移民减少的时期，也正是过剩资本输出减少的时期。”②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转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不同于封建制时代的农民，后者是没有迁移自由的，但工人迁移的条件自由，完全是服从资本剥削的需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转移完全是受资本调节的，“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指工人）时而调节到这里，时而调节到那里，资本在排挤工人的同时，又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引起劳动力的转移。另外，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问题，马克思在《论强迫移民》这篇文章中客观地分析了古代移民同现代移民的本质区别，并将其概括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人口压迫生产力”，后者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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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利益相关者分析

第一节利益相关者之一：农业转移人口
一、 从经济层面看
201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565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917 元，前者是后者的 3.1 倍，基尼系数为 0.474，且连续十年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现在，不仅工农产品的价值不等量交换依然突出，而且在用工报酬上也差距悬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测算，目前农民工月均工资水平约为城镇职工的 30％，如果按照全国 2.6 亿农民工每人每月工资比城镇职工少 4000 元计算，全国农民工一个月就少收入万亿元以上。很明显，农民承受的这一“剪刀差”已经远比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更为庞大和惊人。况且，这里还没有考虑农民因为城乡公共投入与保障差距而被“吃掉”的那块收入。

二、 从社会层面看
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却无法成为永久的市民，“613899”人口不断扩大，即“留守儿童（61）”、“留守妇女（38）”、“空巢老人（99）”、“临时夫妻”等大量社会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发酵，由于涉及人口和家庭众多，范围广泛，并且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几代人，一旦集中爆发，这些社会问题的危害就直接成为政治层面的问题。
从宏观上看，中国城乡差距的拉大，直接的原因是受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巨大的结构差，积累了潜在流动劳动力的势能。因为在中国同时存在落后的第一产业和现代化的第二、三产业，而第一产业的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供给有限，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拓荒或者填海对土地数量的增加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在土地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而在第二、三产业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非土地，而资本的增长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2011 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 89.9%，城镇化率已达 51.3%。在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尽快改变从农业农村中提取发展资金的做法，而且要加大反哺农业、支持农村发展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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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利益相关者之二：中央政府
肇始于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欧债危机让人们看到，西方国家经济脱离了以工业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过度虚拟化，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以美欧等国“去工业化”现象更为严重。危机爆发后欧美领导人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纷纷将“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同时，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美欧等国纷纷打出了“贸易保护”这张牌。这对于靠出口拉动经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未来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将如何选择和又以什么作为依托？或者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当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也放缓了增长速度，无论是大家担忧的“硬着陆”或是“软着陆”，本文认为更应关注国内经济放缓到底是“周期性”的，或是“结构性”的。据数据显示目前结构性占 48%，是 2008 年、2009 年 10%的结构性因素的 4-5 倍，所以说，当前的国内政策更应注重改革和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渐渐退却，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涨，未来，改革将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其中，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重中之重，胡锦涛就曾提到“2020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宏伟蓝图。2、2008-2009年的巨额货币刺激，使得信贷扩张、产能过剩，过度的投资也使得经济结构失衡，投资回报率下降，不仅难以推动经济增长，更使得结构性风险大大增加，从而降低了增长的潜力。3、“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与投资的不利形势，使国内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依赖于扩大内需。依上所述，要想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改变增长结构，“城镇化”就是最好的答案。
十八大报告中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部分中也特别提到，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协调使工业化的速度和城镇化的速度相匹配，因为这样才能培育出新兴产业为先导的现代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城镇化提供新的供给动力。
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这同时又要吸取欧美金融危机的教训注意防止“去工业化”或“实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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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约束 .......................................... 45
第一节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 ................... 45
一、英国 ........................ 46
第四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地方实践 .......................... 82
第一节东部地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践 .................... 82
第五章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路径 .................... 102

第五章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路径

第一节动力机制的再造：利益分享机制
由第二章第五节的函数可以清晰地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不管是对转移者本身，还是其家庭来说，都是福利的改进，农业转移人口的迁徙都是追求家庭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而其成本则将受制于输入地政府的相关政策。而对输入地政府而言，农业转移人口的输入，既会增加当地政府的 GDP 收入和财政收入，同时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这部分公共成本主要是政府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各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新扩建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支出，而各级政府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其中涵盖了住房成本、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以及其他个人成本。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又决定着输入地政府会为了本地利益，有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并形成相应的地方性政策的内在机制，输入地政府担心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会影响本地利益，导致由地方财政补贴形成的社会福利的流失，担心外来劳动力会冲击当地的就业，因而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待外来劳动力的态度，形成与中央政策不完全相一致甚至差距甚远的地方政策。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农业转移人口输入地政府修改相关政策就能一劳永逸地破解，因为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难处，尤其是要受制于财力的限制，所以，必须从顶层设计着手，进行动力机制的再造，从中央开始修改相关的政策，来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政策的先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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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题的相关制度变革与政策完善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当中的四个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四者的博弈过程中最弱，虽然他们人数多，但没有行政和经济资源，他们大部分人在城市靠出卖体力换得报酬，社会又对这部分人的保障制度滞后，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每到了年关时，这种弊病就会凸显，拖欠农业转移人口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根本的原因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保证，或者说，我国的制度没有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在应该充分保证的范围内，这里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变革的困难，即使中央政策一再对制度进行修补和完善，但是就像本文在第五章当中指出的一样，制度在长时间的执行当中慢慢演化成一种文化，一旦形成文化，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很困难，即使能做一修改，所付出的成本就会巨大。
制度的改变说到底就是重新划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从制度变迁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博弈当中，政府处于绝对的权力中心，地位强势。因为与其他利益相关的主体偏好的差异，尤其是政府占据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资源，关键是它掌握着这些资源的分配权力与相关制度的制定的权力，这就让其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当中，其博弈力量处于强势地位。这就形成了政府成为一项制度安排是否采用的最终衡量者和决策主体，而现行的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参与不到制度的制定的机制当中，甚至一些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也不能完全反应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诉求。一般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充分吸纳各个层面民众的利益诉求，而不是仅代表哪一个阶层的利益表达上，但是在我国相关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参与及表达还有待进一步地提高。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作为主体的政府在发现政策需要制定和完善时，基本都是处于各个利益相关者最后知晓的部门，它在界定问题和确定解决问题上，基本都从本体的角度出发，趋利避害地形成政策与制定相关制度，公众参与程度不到位，虽然这些年的听证会较以前多了一些，并加大了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程度，但由于政策制定主体在调查研究中的局限，以及非政府组织并非没有直接参与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决策过程当中，因此形成了相关政策作用局限性和相关制度完善的有限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