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僧人在《庄子》思想接受的哲学意蕴研究

一、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认同基础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任何异质或异地文化的传播与接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历一个排斥、认同、融会的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魏晋僧人对《庄子》的接受”，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对魏晋时期佛教僧人认同与接受《庄子》思想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深入把握作为异质（异地）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重要代表的《庄子》思想的交会与互动。其实，魏晋时期的僧人所持之佛教思想与士人所持之《庄子》思想在历史上就走了一条先相互排斥，后相互认同，进而相互融会的道路。佛教初入中原之时，由于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思想旨趣上的差异，佛教思想并不为时人所理解和接受。佛教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大力翻译佛教经典，为佛教思想的传播与佛教义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积极迎合中国本土文化，甚至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曲解佛教思想的本义，这虽然使得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走了弯路，但不同思想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也为佛教义学的发展和两种异质（异地）文化的深度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下面，本文将简要的介绍魏晋时期佛教思想与《庄子》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而对这一时期佛教僧人与《庄子》的关系作初步的考辨。

（一）佛教初传及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攀附

按照学界通行的观点，佛教大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较早从事佛教教义的传播和佛教经典翻译工作的大多是从印度、西域来华传法的胡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传教者一般认为是安息太子安世高和月支人支娄迦谶（支谶），他俩在东汉恒、灵年间来到中国翻译佛教经典，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所翻译的佛经基本属于小乘佛教的“禅数”之学，是通过禅定静虑和用数字把佛教中的名词概念加以分类论述的方法来理解、阐释佛教基本理论。“禅数”又分为“禅法”和“数法”，“禅法”与中国传统的行气导引之术较为类似，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数法”则为初步接触佛教的人带来极大的便利。支谶则主要为大乘佛教般若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乘佛教般若学的基本概念是“性空”，主要宣传“诸法性空”、“诸法如幻”的思想，而道家对“无”、“虚无”等概念的阐述恰好为接受般若理论做好了准备。于是，支谶一派的学者就借用道家思想来表述他们的般若思想，直接在理论实践上促成了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结合，为整个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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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哲学意蕴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秦汉以来相对稳定的大一统的国家中央集权体系彻底土崩瓦解。与社会的这一变化相应，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由两儒家的“独尊”转向老庄道家的复兴。特别是以批判现实、超越现实为终极目标的庄子思想满足了士人阶层力图与混浊的现实拉开距离的精神需要，为知识分子们所极力推崇。与此同时，佛教经历了早期在中国传播中对黄老思想的简单依附，也走过了借神通方术宣扬佛法的荒诞道路，逐渐开始从哲学理论角度思考佛学思想的中国化问题。在当时，一批佛学理论精湛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特别是深谙老庄之学的佛教僧人积极主动的加入到当时的哲学论辩之中，而其中又以其以“佛”解“庄”的尝试对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最大，直接导致了在哲学形上学方面由宇宙本体论向心性本体论转变的开始。
我们已知，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主流开始由两汉的宇宙论转向本体论，由通过揭示世界终极本源至万物的生成过程，来说明万物的存在现状和变化规则，转向寻求万物何以存在、何以变化发展的终极依据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便是西晋郭象的《庄子注》，郭象通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释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自生独化说”，这一方面系统解答了魏晋玄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将玄学推向了虚无主义的边缘，使玄学理论与现实渐离渐远了。而此时，佛教思想以其对人生问题的极大关注将玄学从虚无主义的窠臼中拯救出来，以般若中观理论融贯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理想追求，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和社会人生观。同时，对于本体论来说还有一个认识方法的问题，也就是生命主体如何证诚这种本体论思想以达到生命的终极解脱。故在这一部分，本文选择从本体论、认识论两个向度去考察和阐释魏晋僧人如何接受《庄子》，并进而尝试着揭示在这一接受过程所体现的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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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意义及影响.......................... .....................22
（一）魏晋僧人对《庄子》的接受对佛教发展的意义及影响 ................. 22
（二）魏晋僧人对《庄子》的接受对庄学发展的意义及影响 ................. 24

结语

魏晋僧人对《庄子》的接受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它所牵涉的问题非常广博、繁杂。单就一位当时的佛教高僧对《庄子》的接受来谈，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将问题分析明白。加上本人能力有限，想有所突破，却非易事。故此，本文在分析史料和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对魏晋时期佛教僧人对《庄子》接受的情况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和认识。首先，从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认同基础上来看，印度佛教思想的传入与魏晋时期玄学的勃兴为僧人接受《庄子》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中，汉魏之际佛教僧人在翻译佛经和传播佛教教义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与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佛教僧人积极攀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思想，这为魏晋时期对《庄子》思想的借鉴和吸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从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哲学意蕴上来看，魏晋时期佛教僧人对《庄子》本体论思想和认识论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尤为明显，从重要范畴、言说形式、思维方式以及思想理论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接受与运用，为佛教教义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第三，从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的意义与影响来看，僧人群体对《庄子》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不仅深刻影响了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过程，同时形成的这种“以佛解庄”的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以后的佛学研究实践。同时，魏晋僧人对《庄子》接受过程也是庄学得到快速发展的过程，魏晋时期的玄学家能够以一种有别与先秦两汉的研究视角来看待《庄子》文本与思想，很有可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本文在借助历史文献记载与学界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浅显的分析与认证，希望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