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制度性创新，是行政管理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为企业起到了减费用、优服务和促投资的作用。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政府新模式”、“市场化政府”、“代理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人们普遍认为，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典范的、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正在出现。在现代国家，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教育平等、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依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仍然支配着巨大的社会资源。社会要求政府“花费更少、做得更好”，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对此，政府必须积极从内部管理上挖潜，寻找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私营企业优良的管理绩效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自然地成为政府进行管理创新的改革选择。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倡导市场化和效法私营企业管理，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典范的诞生而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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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收集了2017年至2018年杭州3000家企业连续5个季度问卷调查数据。对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评价。建立 Logit 模型进一步讨论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六大事项满意度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和建议。本文研究意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经验分析，为其它地区后续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本文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反思了 “最多跑一次”改革所面临的新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方向指导。
第三，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企业投资意愿影响的科学方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为客观、全面评价“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评价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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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2.1.1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没有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直接的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展开。理论主要是凯恩斯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在国外，政府行政审批管理一般都称为政府管制。管制的原因大多归于市场的失灵，需要政府的微观干预。
早期西方对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遵循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即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从 1929 年到 1933 年经济爆发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开始兴起，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抬头。该理论提出政府需要采取控制市场准入等审批措施，以防止企业利用自身垄断地位来伤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的 70 年代，西方国家处于政府加强管制阶段。20 世纪 70 年经济滞涨后，西方国家开始放松对企业的微观管制。20 世纪 80 年代后，委托代理理论开始对政府管制进行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出现。90 年代后，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开始扩大。
总的来说，大多学者认为行政制度变化对企业投资具有重要的影响，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的便利度和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
制度改革可以降低企业投资的交易成本。政府机构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是企业交易的基础条件（Bergara M E，1998）。公司资金获取渠道、成本和国家体制有关（Brown G W，2008）。垄断的无形资产投资与政府管制之间普遍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Ekelund R B，2003）。
制度改革可以降低企业投资的交易成本。政府机构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是企业交易的基础条件（Bergara M E，1998）。公司资金获取渠道、成本和国家体制有关（Brown G W，2008）。垄断的无形资产投资与政府管制之间普遍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Ekelund R B，2003）。 制度改革可以稳定产权和稳定企业投资预期。政商关系会影响公司发展（Francis munier，2008）。融资、管理、寻租、设施和违法状况会关系到企业运营（Bah E H，2015）。管制与寻租有密切关系（Dan L M P F，2011）。
制度改革可以改善市场。环境是企业增长和竞争必不可少的条件（Thompson E P，1967）。环境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Van Dierdonck R，1980）。一些学者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战略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运营管理方面的文献并不太关注环境的效果（Swamidass P M，1987）。不少学者认为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组织创新、企业决策等（Goll I，2015）。有学者认为很少有研究来审视商业环境对制造业战略选择产生的影响（Amoako-Gyampah K，2003）。公共部门可以通过精简机构和强化劳动、环境等法律法规的执行两种途径来提升营商环境（Monica Romi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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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企业投资意愿的研究综述
2.2.1 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由于“最多跑一次”改革刚刚开始，国内学者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更多从问题导向出发，经验总结的角度开展理论上探索研究。
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理论研究。“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主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赵光勇，2018）。一些学者从标准规范、部门利益、体制机制等层面深入分析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内在生成机理（邓蓉敬，2018）。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和机制都相对成熟（何显明，2018）。启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实现全方位的集成化包括从业务、数据到服务（艾琳，
2018）。部分学者总结了中央政府十余年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历史经验（唐亚林，2014）。通过承诺制改革实现“少批”是“最多跑一次”的升级版（邱旭东，2018）。
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与交易成本方面。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将评价改革成效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通过推进政务标准化，在提高行政效率、规范权力运行和降低体制成本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郁建兴，2018）。“最多跑一次”改革使政府的职能部门由分立模式转变为综合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进行流程再造，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倒逼部门间打破壁垒、实现真正的数据共享（付翠莲，2018）。部分学者研究了在改善我国经济供给侧环境下，疏通和拓宽金融进入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渠道（卢彤，2018）。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更好运用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领域（胡美军，2018）。
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与改善市场环境方面。企业投资项目达到了减权力、高集成、互联网化和改革的成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2017）。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是重要的制度创新（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2018）。邓念国研究认为政务大数据推进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制度和法规方面（2018，邓念国）。钟坚龙、姚国海认为浙江省先行先试的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省级试点需要规避法律风险、政策风险和可持续性风险（钟坚龙,2018）。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的影响（陈时兴,2006）。据世界银行调查，中国企业大约要花11.4%的时间与政府打交道，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只有5.8%的时间（许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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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改革的缘起 ................................................. 9
3.1.1 改革前扎实的工作基础 ................................ 9
3.1.2 改革前行政审批管理存在的短板 ....................... 10
4 改革实施的评价、经验与反思——基于企业层面视角 ....... 17
4.1 企业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评价 ............................ 17
4.1.1 企业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总体评价 ................. 17
4.1.2 企业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专项评价 ................. 18
5 “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企业投资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30
5.1 计量模型 .......................... 30
5.1.1 基本假设 ............................. 30
5.1.2 Logit 模型与计量方程设定 ............................ 30
5 “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企业投资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计量模型
5.1.1 基本假设
“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府通过服务标准化和便企化改革，客观上削弱了政府管制，减少政府信息垄断寻租，降低企业投资的信息成本，大幅缩短了企业项目审批时间，提振了企业投资信心，增强了企业投资意愿。
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因素包括政治服务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等宏观层面因素，也包括企业发展战略、企业规模、企业行业属性、企业设立年限、企业所有制类型等诸多微观层面因素。
本文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宏观经济、融资、未来预期、土地供给、生产成本、人才等来反映这些因素。遗憾的是由于部分指标数据质量不高，部分指标数据缺失较多和数据获取成本较高，最终舍弃部分因素指标。
本文最终选取以“最多跑一次”改革六大事项的企业满意度指标来度量“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研究改革六大事项企业满意度、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企业行业属性、企业运营时间等多种因素对投资意愿的影响。
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和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假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六大项事项对企业投资意愿有提升作用。假设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不同企业规模、不同企业行业属性、不同企业运营时间对投资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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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