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一） 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等、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贫困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经济学的角度，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现状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贫困者提供帮助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使贫困者不至于成为危害社会的敌人，有助于帮助他们已衰弱了的力量转化为生产性的力量，以避免他们的后代进一步下滑。从这个层面，援助穷人乃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从历史学的角度，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虽然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不断地减少，自 2011 年上调国家扶贫标准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已减少了 9000万，但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尚有 3046 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发生率 3.1%（见表 1-1）。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仍然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的扶贫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基本属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持性质，经历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等政策实施阶段，通过国际合作、社会扶贫、行业扶贫和专项扶贫等方式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已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然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及辽阔的地域面积影响下，我国扶贫对象数量多，分布广，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脱贫任务仍十分艰巨。此外，政府自上而下的输血式扶贫工作的长期开展使得贫困人口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主动性没有被挖掘出来，反而养成了“等、靠、要”的懒散思维，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扭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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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旅游扶贫已成为世界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也逐步成为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理论指导。我国的旅游扶贫工作缘起于实践，因此相关理论研究多停留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战略意义的描述等宏观层面。而后，关于旅游减缓贫困的理论模式探讨、机制效应分析、问题对策思考等研究大量出现。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逐渐关注到，在旅游扶贫实践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工作是自上而下的，这就存在扶贫目标定位不准、扶贫对象偏差、扶贫针对性错位、扶贫效益不理想等问题。贫困地区贫困居民作为贫困的发生主体与受益主体在旅游扶贫工作中地位相当被动。旅游扶贫应强调以贫困人口为主的“造血”功能而非单纯的依靠政府等外界力量的“输血”功能。相比于以往的旅游扶贫研究，目前所存在的有关自下而上的扶贫问题的分析探讨仍显不足，其重要性也没有凸现出来。因此当前的旅游扶贫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旅游扶贫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重大战略贯彻实施的必然，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的具体贯彻落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我国，贫困山区的贫困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单靠以往的农耕方式难以真正实现脱贫目标，必须转换发展思路，依靠资源优势，多措并举，逐步完成“真脱贫”的目标。其中，通过旅游发展实现扶贫、脱贫、富民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上，我国要在 2020 年实现贫困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旅游发展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当地人居环境，提高产业发展能力，对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直接的经济拉动作用。从社会发展上，旅游发展能够改善贫困地区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等的问题，加强当地居民与外界的交流，以更加开放的观念与思想实现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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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一 概念界定
（一）贫困
贫困的多维、动态特征增加了学者对其概念界定的难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对贫困的评价标准也由经济层面深入到社会层面、由物质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贫困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如 20 世纪初，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1901）从经济和物质层面首次提出贫困是指人们缺乏获得一定数量的、必需的物资与服务[4]。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还包括社会、文化及精神层面需求的不足。如英国学者汤森曾指出，所谓贫困，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群体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及获取最起码的生活与社交条件资源的能力[5]。随着世界各国对贫困问题关注度的加深，对其的研究也更加深入，贫困的深层次内涵也逐步被挖掘出来。即人类的贫困是由于能力的缺乏和机会的丧失，如世界银行在《1981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是指缺乏必要的资源支持去获取大多数人都能获得的机会，如获取饮食和生活条件的机会、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等[6]。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贫困是人们基本能力的被剥夺和社会的排斥。而今，贫困更是朝着多维、动态、综合方向发展，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多领域分析，包括人文、社会、知识、能力等。然而，虽然贫困的概念内涵经历了如此复杂的阶段，但是目前阶段的脱贫仍旧以经济层面的数字为指标。在现行社会条件下，我国的扶贫标准以 2011 年人均年纯收入 2300 元不变价为基准，截至 2017 年约为 3208 元。贫困具有恶性循环性，它不仅影响着当代人的生产生活，也于无形中阻碍了后代人的进步，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片区
片区，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指因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一般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不能凑效、扶贫开发周期较长的集中连片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我国起先划分连片特困区是在 1986 年，对陇西高原地区、井冈山地区等 18 个片区进行针对性的扶贫措施。而后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刚要（2011-2020）》，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重点”的原则划定 11 个片区，包括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大兴安岭南麓、乌蒙山、吕梁山、燕山-太行山、大别山、罗霄山等，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四省藏区、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共 14 个片区。从空间分布上看，
这些片区多位于偏远山区、革命老区、省际边缘区及民族聚居区等，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片区的分布包含了我国大部分的高山地区、高原地区及特殊地质地貌区，如喀斯特地貌区、石漠荒漠化地区等。这些地区由于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僻、生产力薄弱等，成为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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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
（一）空间贫困理论
空间贫困理论研究的是贫困与地理空间位置的关系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哈里斯和缪尔达尔最早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关[17]。此后也有相关研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行的雅兰和瑞福林通过分析中国 1985-1990年南方四省微观数据证明了空间地理因素对“空间贫困陷阱”（Spatial poverty traps，SPT）的影响[18]。空间贫困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位置劣势、生态劣势、经济劣势、地理劣势等地理资本劣势[19]，包括位置上的偏远与隔离、农业生态与气候条件的贫乏、经济整合的脆弱性以及政治优惠的缺乏等。空间贫困理论是对多维贫困概念的延展与深化，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从收入或消费的不足、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居住质量贫困、就业机会贫困等多元角度评析贫困内涵[20]。而空间贫困理论赋予一系列指标以地理属性，即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研究地理要素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绘制贫困地图等方式来判定一地区的贫困状况并制定相应的扶贫策略[17]。另外，与多维贫困理论相比，空间贫困理论还增加了环境维度，考虑到了自然环境对地区发展的阻碍[21]。在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恶劣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省际边缘区、高寒高山区、石漠荒漠区等，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特性，因此，借鉴空间贫困理论进行扶贫研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社区参与理论
社区，通常指集中在某个固定的地域内的家庭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22]。社区一词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而社区参与作为一种公众参与形式，指社区居民自发、主动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行为[23]。社区居民有权利提出自身发展的需要，对所拥有的资源作出价值评估，发现自身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社区居民应在共享社区利益成果的同时为社区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将社区参与理论应用到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意味着贫困地区的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参与的主体，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到旅游发展活动中来。社区居民通过与政府、投资商等的博弈[24]，不断完善知识储备，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要求的转变过程。社区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是保护地区资源与环境的有效方式，更是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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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旅游扶贫的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 23
（一）平等 .............................. 23
（二）互信 ......................... 24
第四章 天堂寨片区贫困现状分析 ....................... 35
一 片区范围划定 ....................... 35
二 天堂寨片区贫困现状 ............................ 36
第五章 天堂寨片区利益共享的基础条件与阻碍因素 ............................ 47
一 利益共享的基础条件 .................................. 47
（一）旅游资源丰富 ..................... 47
（二）区位优势 ....................... 50
第六章 天堂寨片区利益共享机制的实现
一 外部合作机制
（一）共建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
天堂寨片区内各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进而出现依靠行政权力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153]。政府的“越位”管理阻碍了市场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抑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这样的阻隔条件下，要实现区域间的利益共享，还需要疏通其中的障碍，将边缘负效应转化为边缘正效应。鉴于此，政府应扮演好自身角色，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越位也不缺位，可以利用天堂寨片区省际边界的地缘优势共建基础设施，为构建完善的接待服务体系奠定基础。在道路规划建设上，各旅游交通部门与地区政府之间进行统一的协调规划与运营管理，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改善原有的因行政壁垒产生的多头管理、经营混乱、道路阻隔等现象。以区域整体性的开发为核心，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交通为纽带，形成“一极两环三轴”的旅游交通网络。“一极”指以天堂寨风景区为极心，为片区发展的龙头，辐射区域内其他景区；“两环”指以天堂寨风景区为同心的两大环线交通系统，包括景区之间和城市之间；“三轴”指以天堂寨风景区为核心向三县延伸的交通发展轴线。由此将各县区内的交通网络疏通，并与上一级的交通网络进行无缝衔接，增加相互介入的边缘长度。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贯穿黄冈市下辖的 7 个县市，但并没有将邻近的安徽金寨县、霍山县等规划在内。两省政府应进行有效合作，将乡级、县级旅游道路贯通，合理设置出入口的位置和数量，提高片区的可进入性。游客可根据自身需要，从鄂皖两省就近进入，不必由于两省行政的割裂绕行到相应目的地入口，缩短“旅”的时间。片区内部通道相互衔接，游客无需走回头路，沿线形成的环线公交系统可将游客带去需要的地方，道路沿线形成的旅游商业区供游客游览，延长“游”的时间，降低旅游者在交通上消耗的成本，缩小旅游者的旅游时间比，有利于促进目的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增加。此外，整合后的空间范围拓宽，可辐射更广泛的区域，而交通的互达性有利于推进旅游重点区域的连接。依靠不同等级的旅游节点和旅游交通轴线形成不同强度的旅游吸引力和凝聚力，依托稳定的客流与信息流，提升空间交互能力，带动片区内周边景区的繁荣。服务设施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合作建立完善的服务信息网络系统，及时进行信息的获取与更新，从宏观角度为区域管理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统一进行服务设施的布局和管理，对餐饮、住宿等接待设施设置统一的经营标准，严格准入制度。统一合理定价，提高接待设施利用率，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保证片区居民的整体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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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一 主要结论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在 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的脱真贫、真脱贫，实现贫困县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性贫困问题能否解决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加强对区域性贫困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堂寨片区位于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核心腹地，在大别山片区内贫困程度较深。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并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包括当地村民、企业员工、政府工作人员、游客等，对当地的旅游扶贫进行了详实的调查。通过贫困现状调查、贫困特征分析、资源环境调查等，发现当地受地理边缘区位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特征依然突出。表现在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人居环境条件有待提升，当地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产业支撑链条短，当地贫困居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缺乏自我发展机会。虽然当地受到人为干扰破坏的因素较少，红色旅游资源、自然生态资源、乡村文化资源保存较为完整，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但是省际边缘地带行政区域的划分将资源的完整性打破，各利益相关者在资源利用方面存在利益分配矛盾，加之利益主体即片区贫困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限制，使得片区的扶贫脱贫问题依然严峻。本文认为利用当地现有的丰富资源优势，以旅游发展为切入点、以当地居民的参与为核心、以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享为路径是实现当地扶贫脱贫的有效方法。通过相关理论基础的分析以及对天堂寨片区的实地调研，本文构建了大别山天堂寨片区旅游扶贫的利益共享机制，重点阐述了利益共享机制的参与要素、内容构成与结构模式，强调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扶贫方式的同步开展，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作用的共同发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