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个案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为主。虽然笔者秉持价值中立原则，也试图尊重每一个求美者的生活方式以及表述的差异性，但在面对复杂多样的个体而言，观察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难免会出现偏颇。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从古至今，女性身体始终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无论是古代的“三寸金莲”还是当下审美推崇的“A4腰”、“鹅蛋脸”、“精灵耳”，女性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始终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社会规训。正如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述，“社会对身体的控制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约束”（特纳，2000），社会对身体的约束和期待均悉数体现在女性身体之上。在当下中国社会，除观念、技术、姿势等层面的身体改变，尤为显著的则是以抖音、快手为主的新媒体极大地推动了身体议题的显现化和公共性。消费主义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将女性身体放到了一个愈加突出的位置，顺势成为商业社会的一项重要策略，即女性身体的景观化。在这样一个景观社会中，各种年轻、苗条、紧致、白皙的女性身体被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以一种全方位的形象给予大众视觉上的冲击。同样，伴随着身体作为符号价值的载体在消费社会中异军突起，身体也被看做是一种自我的构成要素。当纤瘦的身体和美丽的面庞成为女性自我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部分时，那些衰老、肥胖的、黝黑的身体则受到自我和他者的嘲讽甚至被排斥在大众视野之外，成为现代人逃避的噩梦。当身体的价值被反复提及，女性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身体的反思与实践，而嗅到商机的商家也开始打着健康、自律、个性的旗号引导着女性发现和建构身体上的“匮乏”。“弹弹弹，弹走鱼尾纹”[1]等类似的广告宣传通过赋予新产品某种功效，通过创造各种身体幻境来激发女性对身体意象的反观。而反观的结果却是，身体看起来和它应该看起来的样子出现了落差，商家最终实现了暂时的营利而女性却长久地陷入到了身体的羞耻与焦虑中。同时，在高度现代性的当下，人们失去了诸如社区、核心家庭、职业等提供身份认同的传统结构性资源，这也进一步使得个体将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焦虑投射到身体之上[2]。
社会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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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问题的提出
为何女性前仆后继地走向整容手术？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女性的身体放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中国年轻女性的身体大多经历了一个从“束缚”到“解放”的过程。在步入社会前，作为求学大军中的一员，她们被要求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女性的身体受到社会、学校和父母的权力监控。社会，尤其是学校往往将女性的身体与其道德品质相联系起来，张扬、外显的身体并不符合“好女孩”和“好学生”的社会期待，这导致在学生时代的女性对身体健康之外的其他身体关注都被视为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叛逆行为。然而，这种身体监控也造成了一些外貌不佳的女性在学生时代甚至更长久的社会互动中遭遇挫折，造成心理上的自卑，因此也对化妆、整容等身体修饰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在脱离了校园和父母的权力掌控后，女性逐渐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自主权，她们被压抑多年的身体性别欲望也在频繁的社会互动中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得到释放。身体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她们会轻易地选择和接受身体改造，理性思维形成使得当代女性对于美丽拥有着更多的个人解读。现代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渐去神圣化，科学似乎超越了“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传统身体观对生命的控制，现代女性开始表现出对医学、美学等身体知识的渴望，但也更加谨慎地看待和选择整容手术。
因此，本研究意在关注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并非是病态的、上瘾的“整容怪”，她们年轻、活力、又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却因同一个貌似肤浅的理由——“不好看”而选择整容手术。“漂亮就是资本”是当代女性正在面临的真实状况，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女性遭受着比男性更多的外貌歧视，另一方面“郎才女貌”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在中国婚恋市场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享受着快餐式的爱情，期待着一见钟情的浪漫，在“始于颜值，忠于才华”的爱情观下，内在的才华和有趣的灵魂开始逊色于颜值。如此现实的境况下，加强身体形象管理对处于就业和婚恋市场中的女性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出色外貌或出挑的身材或许可以帮助她们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对她们来说，选择整容更偏向于一种“美丽资本”的积累，而非是要成为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气质的“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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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文献综述
2.1.1关于女性整容的相关研究
（一）关于整容的女性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非常关注身体方面的研究，尤其强调身体体验以及女性经验，因此整容美容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话题。女性主义者对于整容的研究多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根本差别建立在生理性别上，也正是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导致社会对二者在分工以及在饰演的社会角色上存在不同的期待。因此，女性常常扮演着柔弱、被动的角色，而男性则是具有攻击性的、主动的角色。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波伏娃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性别理论”，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所赋予而变成女人的”[1]，这一观点也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下的男女不平等时采用的理论视角。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整容问题的态度上主要分为两大派别，第一种观点是将整容视为一种对女性的压迫，第二种观点是将整容视为是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和自我赋权的表现。持第一种观点的内奥米·沃尔夫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她著名的“美貌神话”观点，沃尔夫认为女性虽然通过教育、职业领域打破了以男性为主的“权力结构”，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父权制的存在，催生了包括整容美容在内的一系列与美化身体相关的消费项目，导致女性再次陷入到了媒体和消费文化创造出来的“美貌神话”的控制。由此，沃尔夫坚信“美貌神话”是父权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创造出来操控女性的阴谋，整容手术则通过复制和延续这种神话来服务这种阴谋。[2]1991年，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凯瑟琳·摩根提出，整容美容手术是消费市场“对女性身体的殖民化”，女性主义的目的是要表现出一种抗议的决心，拒绝被消费市场所迷惑甚至宣扬要提高“丑”的价值，因此女性整容不应该是去整“美”，而是应该去整“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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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框架
2.2.1身体社会学理论
目前身体社会学主要有三种思路，首先自然主义的身体观聚焦于身体的前社会性、生物性；其次，建构主义的身体观着重关注其社会性；第三种思路则融合了自然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身体观，充分重视身体作为一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现象（希林，2010）。自然主义的身体观将身体看作是前社会性的，突出强调身体的生物性，认为人的身体搭建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希林，2010）。因此，根据自然主义的思路，身体所具备的能力和个体遭受的一系列有关权力、财富上的不平等都是由受生物性身体决定，与社会结构无关。虽然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所持的观点表示否定，但正是因为自然主义的思路有利于女性主义者塑造对男权制度起源和维持的观点，由此在女性主义中形成了一股潮流。克里斯·希林认为，身体是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未完成现象。因此，有必要意识到对身体的研究不能仅仅从社会或者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而忽略了身体的生物性特质。正如希林（2010）所说：“社会关系会以各种方式生成和转化我们的具身性能力，但它们仍要以人的身体为基础”。
与自然主义的身体观截然不同，建构主义下的身体是一种社会产物，是文化和制度建构的产物，正是社会赋予了身体各种各样的意义使得身体不单单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对身体建构主义观影响较大的学者主要有：玛丽·道格拉斯、福柯、戈夫曼等人。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系统，她研究的整体主题在于“社会态身体限制了人们以何种方式领会和感受生理态身体”，这些感知和体验本身维持着某种特定的社会观。[1]这意味着身体能够反映社会系统的意向，人们的身体观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观。福柯的身体研究在社会建构论中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细致地探讨了身体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身体已经被话语彻底控制，身体的生物性已经消失，成为了可塑的和不稳定的社会产物。在自然主义的身体观中，人的行动是与生俱来的，是由身体的生物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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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身体进场：整容前身体标准的建构与身体觉醒...............................23
3.1被凝视的女性身体.........................................23
3.2消费主义下的身体氛围................................25
3.3数字美颜技术下的身体幻境...................................27
第4章身体在场：整容手术与“新身体”的生产......................................32
4.1新身体的期望............................32
4.1.1美丽的身体.....................................32
4.1.2有用的身体............................34
第5章身体退场：整容后“新身体”的诞生与社会融入...........................45
5.1身体退场的两种方式..............................45
5.1.1暂时性退场..............................45
5.1.2永久性退场...............................47
第5章身体退场：整容后“新身体”的诞生与社会融入
5.1身体退场的两种方式
在这里，身体退场指第一次整容后退出整容医院的身体。虽然进场的身体目的大致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身体指向的结果也趋向一致。由于整容医师专业水平、个人身体情况、手术难度以及后续恢复情况的差异，整容效果也因人而异。甚至由于个人期望值的差异，面对同一“新身体”的满意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与27位求美者的访谈中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访谈者经历过至少两次整容手术并且仍有继续整容的想法，其他的求美者在接受第一次手术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再走进整容医院也没有考虑过继续尝试其他整容项目。本节将求美者身体的“退场”方式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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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暂时性退场
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也在持续生成，因此身体既是自我规划的对象，也是永远正在被完成的客体。[1]对于部分求美者而言，一次整容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身体已经完美无瑕，而是由于某些原因使身体暂时性地离开整容场域。当条件合适时，求美者依然会再次接受整容。促使身体暂时性退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因素
选择整容手术意味着要投入比较高的经济成本，整容费用一般在几千到几十万不等，因此迫于经济上的原因，一些求美者不得不终止接下来的身体改造，暂时性地退出整容场域。
于C01而言，经济因素是阻碍她继续整容的最大因素，但同时身体改造也成为激励她努力赚钱的动力。“我最开始也想一次性把不好看的地方都整完，但是实在是太贵了，双眼皮加开眼角一共一万五，鼻子花了3万，1万一针的瘦脸也打了几针，一次手术加起来差不多六七万，这是我工作两年几乎所有的积蓄了，近几年都不会考虑整容了，毕竟我还要吃饭生活。”在问到C01在经济充裕的情况下是否还会继续接受整容，她表示，“有钱还会考虑微调的，钱没了可以继续挣，变美已经成我赚钱的动力了。”（C01）
上一章提到，身体资本与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身体上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找回，况且相比于经济成本，求美者更看重的是整容带来身体由内而外的改变。因此经济因素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困难，也只能暂时让求美者“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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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后续课题
随着身体个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身体被归属到个人语境中，成为每个人都要独立面对、领会和管理的对象。[1]因此，“建构一个美丽的身体”成为一项个体性事务，并越来越需要个体去承担身体的相关责任，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美丽的身体已经上升到责任层面。如果一位女性不能通过有效的手段延迟衰老、掩盖和修正暴露在外的“身体缺陷”，就会被贴上负面的，甚至侮辱性的标签。现代社会不断强调着个体要进行“自力救助”、要付出“个人责任”，以及在文化上要注重“身体之美”时，那些没有做到的女性则会被归类为“道德偏离之徒”。[2]幸运的是，整容手术的出现为个体提供了机会，以更加彻底和直接的方式，遵循有关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具体观念，重构自我的身体。因此，本文运用“身体建构”的概念，借助身体社会学这一视角着力描绘女性在整容过程中身体的形塑逻辑。
本文以身体在整容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整容前的“进场”、整容和恢复中的“在场”以及整容恢复后的“退场”为主线来开展对整容女性身体建构的论述。在完整的整容过程中，女性求美者的身体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建构而成，社会建构和主体建构在三个阶段中均作用在求美者的身体之上，最终促成了整容手术下的“新身体”的完成。首先，本文对吸引女性身体进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一，他者的目光体现为一种“凝视”作用在求美者身体之上并转化为女性对身体的主动监控，网络社交的诞生和家庭的规训维持着对身体的持续性监控，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身体缺陷”被不断挖掘和放大，催促着女性身体走向整容。第二，消费文化使身体以图像的方式渗透进意识层面，不仅激发女性产生“合理”的身体消费欲望，还建构了现代女性应该遵循的“生活规范”。第三，觉醒的身体意识开始成为求美者自我规训的重要发生机制，求美者积极寻求身体改变，主动挖掘身体的社会功能，整容成为身体意识觉醒的积极回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