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笔者通过“人口－风险－建设”的理论预设，本研究立足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网络社会风险进行分类和辨识，并且针对性提出网络社会建设的策略，使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缘起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乡村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特别是作为2021年十大网络用语的“元宇宙”一夜之间火了起来，可见，当前由先进信息技术所型构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社会场域，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场域中，数以亿计的网络人口通过信息交流、人际互动、商务交易等建构了新的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从而深刻地冲击了人们传统的固有的行为和思维惯习，最终形塑了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集体表征1，通过群体性的集体表征可以观照技术发展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网络人口是网络社会形塑的基础，俗称网民，它根据两个维度加以定义，从时间上来说，过去在半年内使用过网络的人；从年龄上来说则是6周岁以上的人口都可划入网络人口的潜在群体。网络人口经由一台台独立的电脑、手机或其他终端设备以某种秩序性的方式被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以计算机、手机等为节点的网络社会群体，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情感沟通、线上工作和学习等，提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并且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走向2。网络人口之间形形色色的关系，冲击了传统社会固有的人类组织方式，也产生了新的组织或结构。网络人口的业已形成建构了人类社会的新秩序，并且这种新秩序也将通过网络人口来加以维持。当网络人口进入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网络空间中，传统上单一的空间结构就出现了分化，既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分异，这两个空间通过分割、叠加、共振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3。信息技术与社会活动的深度有效融合，便捷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变革了传统社会中信息传递的“中心－边缘”的方式、扩大了人们社会活动场域的边界。同时，由于网络社会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自由性、开放性、跨时空性等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新的特征，加上与现实社会的叠加和共振，它所衍生的网络社会风险、问题和冲突等结构性不良因素增加了网络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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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创新之处
1.2.1研究目的
网络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是我国几十年来信息化建设的结果，其中伴随着一些新问题、新风险的产生，特别是在“十亿+”网络人口的阶段，这是新型智能技术发明创造、有效运用以及深度嵌入的阶段，因此问题和风险也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从而增加了网络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压力。通过本研究，从宏观上将着力于开发网络空间资源和网络人口资源，基于问题和发展的导向，推进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进展。中观上，在我国信息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网络社会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已然的事实层面，而应立足于实然而进行未然的预测和规划，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功能、制度等方面推进网络社会建设，转变以往网络社会建设的理念，立足于“十亿+”网络人口变化的实然状态更好更快地推进网络社会管理、治理、规划和建设。微观上，我国将进入以新型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万联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将更加便捷化、智能化、高效化，然而一部分群体还尚未触网，一部分群体使用的网络还停留在2G、3G等阶段，更有一部分群体将从不能更好地生活转变到不能进入社会生活，加上人们在进行网络社会生活时会遇到诸多的风险，从而排斥网络。在万联时代，一方面要开展信息技术设施建设，让人们有使用网络的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信息弱势群体要维护他们的权益，切实提供精细化和个性化的网络服务。
1.2.2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以“网络人口变化－网络社会风险－网络社会建设”为理论预设，基于网络人口规模、结构和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伴随和衍生一定的网络社会风险，通过建设一方面来治理和规避网络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促进网络社会实现“发展中的秩序”的目标。二是通过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阐释和概括，构建“行为－结构－制度”三位一体的风险分析框架，最终以“行为－结构－制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为导向提出网络社会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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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现状
2.1关于网络人口发展的研究
网络人口发展是信息技术变迁的产物，也就是说每一代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不同的网络人口发展态势，围绕这种阶段性发展态势的议题包括网络人口规模、结构、特征、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2.1.1关于网络人口发展状况与特征的研究
网络人口的发展是网络文明时代、经济繁荣和信息通信技术嵌入生活的结果1，其中，互联网技术发展是网络人口产生的基础前提。网络人口规模、结构和特征具有时段性。马思宇认为研究网络人口极其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数据来探究网络人口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和学历结构四个方面的特征2；在网络人口发展的初期阶段，陈扬乐就系统性地研究了网络人口变化的时段特征，并做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他认为研究网络人口规模、空间分布、属性结构等方面的规律，既可以为我国互联网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也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事实依据，他运用SPSS、Mapinfo等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我国的网络人口主要集中在技术高、收入高、地位高的人群中，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这是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致，因此要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需要继续扩大网络人口规模，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努力开发女性、青年、中老年用户，提高互联网的社会化运用水平。2005年，我国网络人口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值此之际，王恩海从上网的主体、上网的时间、上网的地点、上网的方式、上网的目的六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来全面把握我国网络人口发展的态势，得出我国网络人口发展的向好态势反映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稳步向前、入网条件的持续改善、互联网内容的渐趋丰富和网络的优势和能力不断溢出，然而，此时的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可拓展的空间较大，因此需要根据网络人口发展规律和特征改善上网条件、提高网络服务质量1；从时间发展上，祝长华通过聚类分析得出我国网络人口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缓步发展阶段、起飞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常态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常态发展阶段，即增长速度和总量渐趋下降2；从空间分布上，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影响了网络人口的空间分布，邱娟运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方法研究了我国网络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表明了我国网络人口发展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较为严峻，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向中西部输出、提高城市化水平等是缩小地区间互联网普及率的关键策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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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网络社会风险的研究
网络社会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个特定领域，它是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致的风险，其实，没有信息技术所型构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风险不复存在。学界关于网络社会风险的研究在初期主要探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所引致的风险与以往不同，也就是风险的转向问题，而随着网络社会问题的不断频发，研究也逐渐深入，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规避和治理网络社会风险。因此将网络社会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一方面可以从系统性的角度加以治理，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深化对网络社会问题频发的结构和机制因素的认识1。
2.2.1关于信息时代的风险转向研究
1980年代，一些学者就开始了网络社会风险的研究，比如托夫勒、奈斯比特、尼葛洛庞蒂、卡斯特等。对风险的认知和规避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话题，而在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风险的表征、致因、后果等不同于以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有效运用，型构了与现实社会迥然不同的网络空间，让人们获得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因此信息时代的风险成为人们争相探讨的热点。托夫勒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变革浪潮，使整个社会发生了猛烈的变革，各个国家、公司争相开展电子竞赛2，争夺信息的控制权，从而造成了信息战争、信息安全等网络社会风险；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探讨网络行为失范、网络区隔、个人极端化等风险，他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将遭遇权利被剥夺的风险3；卡斯特则探讨了网络时代的网络区隔4、社会排斥5、社会运动风险6；谢俊贵则探讨了信息时代网络社会风险的规律，比如信息分化、信息污染、身份隐匿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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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14
3.1理论视角...................................14
3.2研究方法..................................17
第四章“十亿+”网络人口的变化与特征................20
4.1“十亿+”网络人口的变化.................................21
4.1.1“十亿+”网络人口的规模变化.................................21
4.1.2“十亿+”网络人口的城乡结构.........................22
第五章“十亿+”网络人口的网络社会风险........................33
5.1结构变化与结构性风险......................................34
5.1.1信息分化的层累式风险........................34
5.1.2网络依赖的新异化风险..................................36
第六章“十亿+”网络人口的网络社会建设
6.1制度型社会建设
制度型社会建设就是指：一方面通过建立、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伦理规范来解决、治理网络社会中的已然风险和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前置性的制度建设来规避网络社会中的未然风险和问题，促进网络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定义，制度性社会建设具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解决、治理网络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制度性和行为性风险，这是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的；二是为促进网络社会的自觉变迁保驾护航，这是以发展和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是一系列有序安排或者说结构化的规范体系和行动参照框架，它告诉人们在框架内可为与不可为，可为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和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不可为但为了受到怎样的惩罚和制裁，简而言之，制度就是划定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选择范围和方式，当人们在制度范围之内则是社会所赞许和许可的，超过范围则将受到社会的惩罚和制裁。因此，通过建立规范的制度体系，能够调节人们的行为和结构的关系、制度和结构的关系以及制度与行为的关系，从而使“行为－制度－结构”三者之间在一个良性的结构性关系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
社会学论文参考
第一，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的制度建设。传统社会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种常规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根据一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然而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叠加的社会，因此它所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带来的危害也是以往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特别是信息技术嵌入中的社会更是如此。我国网络社会已步入“十亿+”的新阶段，网络人口的结构将无限接近于我国的整体人口结构，并且这个阶段是以新型信息技术发展为中轴，也就是说新型信息技术运用于社会的过程中，网络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人们将能够共享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比如共享公共服务、提高工作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等。然而，结构性的变化、制度的堕距以及行为的多样性将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部分风险是当前能够察觉到的，而有些风险当前难以察觉但在未来的阶段将成为现实，即新的风险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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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与展望
网络人口是网络社会运行的基础。我国的网络人口已达到10亿多，如此超大规模的网络人口构成了全球最大的网络社会，也正式进入了“十亿+”的新阶段。在“十亿+”的阶段，我国的网络人口结构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以往不是网络人口的群体相继入网，在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学历结构、收入结构等方面的信息分化有所缓解，但未能完全消除。我国的网络人口结构变化在“十亿+”的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规模宏大，我国的网络人口规模将无限接近于我国的整体人口数量；二是增速常态化，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网络人口将不会出现非常高的增速，而是保持在某一个较低的速度持续增长；三是扩散性结构，我国的网络人口结构分布将与我国整体人口的结构无限趋近；四是以新型信息技术为中轴，我国的网络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伴随着人工智能、5G、6G、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络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我国网络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是可喜的一面，然而，网络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伴随着一些新的风险。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我们认识风险的类型、表征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主要探讨结构、制度、行为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因此在“十亿+”的新阶段，我们将面临着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结构性风险，比如信息分化的层累式风险、技术强迫的负外部风险、网络依赖的新异化风险等；制度堕距引致的制度性风险，一是新制度创设滞后风险，二是旧制度修订滞后风险；行为多样伴随的行为性风险，主要是目的型行为性风险、价值型行为性风险、情感型行为性风险和传统型行为性风险。因此在“十亿+”的新阶段，我国的网络社会建设将从制度性、行为性、功能性和调适性方面着手，以期推进我国网络社会的和谐运行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