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1.1.1 研究缘起
（一）体制改革引发的“单位文艺组织”存续议题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2017 年 12 月 15 日，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在中国及北美地区同步上映。影片以 1970—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正值芳华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在时代变革中经历的人生命运故事。影片的导演冯小刚和编剧严歌苓都有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经历，他们结合自身经历将部队文工团的发展历程通过大银幕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中，部队文艺工作者在文工团艰苦排练、到寒地演出、去战区慰问等场景，生动诠释出部队文艺的价值和历史使命，文工团因为体制变革面临解散的“散伙宴”以凝重悲凉的氛围再现了时代更迭、境遇变迁的历史情境，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文艺团体存续命运以及时代价值的关注。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组织的文艺活动，在思想宣传、憾动人心、鼓舞士气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堪称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决胜革命战争的优势所在。谢春涛在《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中，提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决定性因素时提到，“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基层，“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①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通过情感共鸣来进行组织动员，使革命队伍中的成员“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的事业中去”。促成情感共鸣需要借助“情感化”的动员手段，开展文艺活动便是这种“情感化”的动员方式之一。裴宜理着重阐述了戏剧在情感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认为“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的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
.......................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广义的单位制研究
对于国外学者而言，中国的社会发展始终是以一种特殊研究文本存在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外学界便开始了对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与探究，特别是欧美学界，对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国家的建设发展走向持有热切观望的态势，相关研究主要是从跨国比较和历史沿革的分析框架中探究新中国制度和体制的独特之处，其中跨国比较研究主要试图通过中国研究挖掘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和体制建设同西方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比较有代表性的有：W.E.格勒于 1952 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干部研究的报告：《中国共产主义干部：政治控制的关键》①，鲍大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早期岁月（1949—1955）》，②F.T.C 余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信仰》③，F.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④、博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⑤等。历史演进的分析视角则是从中国社会发展脉系中探究新中国与传统中国在制度建设和运行模式方面的继承与变革。如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认为，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模式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具有一定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动员和组织模式可以概括为“延安道路”，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则是对“延安道路”的借鉴和沿用。同时，马克·赛尔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⑥需要指出的是，单位制是学界在研究新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有概念，早期的中国社会制度研究未曾提及过“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单位社会”等概念，因而狭义的单位制研究未曾将早期的新中国社会制度研究列入单位制研究范畴。随着单位制研究渐成体系，基于研究主旨的相通性，即关注新中国的制度建设的特殊性和运行机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特质的研究，被列入广义的单位制研究范畴，并被确立为单位研究的起点。⑦
单位制度的形成机制与制度背景是中外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国外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国难危机，以及革命根据地经验中探寻中国单位制度的起源，与国内的相关研究形成学术对话。吕晓波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中探究单位制的起源，认为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供给制的实践，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公营短缺的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建立了非竞争性的、平均主义的“小公经济”，并且带有一定的福利色彩。这种“小公经济”的特征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制度中，并对后期的单位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③美国学者卞历南将视角延伸到更悠久的历史情境中，认为单位制的形成具有晚清民国开始的企业制度的痕迹，中国国营企业的特征归因于中华民族的持续的全面的危机以及这个民族为回应这一危机而做出的反应。④丁夏荣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梳理出家族文化与单位制度组织特性的衔接点，将单位的组织文化特性概括为“单位家族主义”。
社会学博士论文参考
第 2 章 “单位文艺”溯源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艺社会功能的探讨，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尚书》有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①孔子也曾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②当然，孔子这里说言的《诗》，不是泛指所有的诗歌，而是特指一部典籍。“孔子把《诗》当作培养弟子优良品质和渊博知识的教材，孔子所论述的是作为教材的《诗》的积极作用。”③孔子的《诗》教原则后期逐渐演化为普遍意义的诗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利用起到推进性作用。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传统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出于对民生疾苦，社会动荡的现实关怀，以及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向往，孔子提出仁礼学说，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转变民众认知，规范行为，从而恢复社会秩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孔子推崇仁政，认为民众遵守礼治不是依靠统治者的强制规定，而是依靠民众自觉践行，个人具备了仁的优良品德，就会自觉履行礼的规范。仁是个人修行的要求，礼是社会发展应遵循的文化规范。个人优良品德的养成需要通过学习和培养来实现，因此，孔子用《诗》来教化弟子，提高道德修养，进而达到社稷平安的治世目的。
后世历朝统治者虽治国方略不尽相同，但大多选择性的借鉴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孔子的诗教理念也逐渐演变为统治者向民众推行政治理念的教化工具。如汉武帝时期，吸取秦朝以法治国，怨声载道的历史教训，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德治。“教，政之本也；政之墨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①董仲舒主张教本狱末，用教化的方式管理民众要优于严酷的刑罚。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儒学思想跃升为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孔子尊崇的诗教原则在汉代也得到推崇。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随着时间推演，教化的呈现形式逐步由诗教扩展到更加广泛的文学艺术领域，曹文帝曹丕认为做学问著文章上可以教化民众，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下可以提升个人价值，借文章而名流千古。“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②古代作诗著文章本就是受过教育的文人学者抒发个人意志而为，知识精英凭借学识步入仕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民众认可，转而借用作诗著文章向民众输出统治阶层倡导的价值理念，如此往复，著文章被推上“经国之大业”的高度。统治阶层的倡导使得文教成为政治精英的公职，著文传教犹如公务一般。在这种文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文人，也自然而然地把教化功能当成了作诗著文章的应有之义。孔子的诗教理念经过时代演进逐渐发展成文教思想，在政治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深得认可，成为中国古代文治思想的核心。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中国的文艺发展和文艺观念史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大致同步。历次朝代更迭，民众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变化甚微，国家制度变化往往更为显著，统治阶层需要通过改良社会规范稳定政局，同时还要通过价值理念输出让民众认可统治阶层所推行的制度。文因时而易，道亦有不同，但是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却在历次朝代更迭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文以载道”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教思想的核心理念。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形成了一种文化自觉，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知识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这种自觉在国家处于动荡危难之际尤为突出，爱国文人志士鲁迅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拯救国人的意识比医治国人病态的躯壳更为重要，因此鲁迅“弃医从文”，创作出《彷徨 》《呐喊》等一系列旨在唤起民众民族救亡意识的革命文学作品。文教思想在文人和政客的自觉意识中的得到自然传承。
船能载舟，亦能覆舟，文艺作为思想革新的武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成功实践让中国的政治精英看到了文艺强大的社会功能，对文艺善加利用可以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利器，稍有偏差，也会遭到极端思想的侵蚀。如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积极宣扬破除旧思想旧道德的胡适，撰写了自称“文学改良宣言”的《文学改良奏议》①，这篇文章对文学创作选材，语言与创作价值的论断成为当时文学改良的标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上升为革命运动的先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推进文化革新，思想意志不够坚定的胡适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最终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投入封建买办势力阵营，为敌对势力摇旗呐喊。由此，中国的政治精英充分认识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性和组织性进行把控的重要性，文艺的思想武器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才能发挥正向作用。树立统一战线，强化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核心领导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博士论文怎么写
第 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51
3.1“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51
3.1.1“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51
3.1.2“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56
第 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73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73
4.1.1“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74
4.1.2“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75
第 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83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83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83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84
第 7 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单位文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长期在单位组织中工作生活的单位人，笔者以文艺为识别符号，依据单位人对单位文艺活动的参与程度，将单位人具体区分为“单位文艺人”和“非单位文艺人”。其中“单位文艺人”是参与“单位文艺”组织、策划、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单位职工。“非单位文艺人”是“单位文艺”活动的欣赏者和接受者，不参与文艺活动的创作与生产。调研中，笔者发现“单位文艺人”和“非单位文艺人”对文艺活动的和文艺作品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且“单位文艺人”中因参与文艺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认知也呈现差异。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根据单位职工本职工作与“单位文艺”的关联程度以及职工文艺活动的参与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单位文艺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层，指本职工作与“单位文艺”直接相关，在单位组织中以专职的形式从事文艺相关工作的职工。如在单位的党团部门、工会部门、公关部门从事文艺相关工作的职工；在单位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公众号等自有媒体从事文艺相关工作的职工；在单位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等厂办文化机构从事文艺相关工作的职工等。核心层的“单位文艺人”主要负责文艺活动的组织和策划，是“单位文艺”的发起者，发起者首先要准确解读官方（主要指国家和单位层面）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设，并通过组织和策划，将相应的动能预设植入文艺活动之中，因此核心层的“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认知和解读与官方的功能形塑是趋于一致的。笔者采访到 112 厂总工会文体部部长：
“工会组织文艺活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工作任务，比如国企开放日，很多媒体都会来采访，我们需要编排相应的演出节目。另一个是配合其他部门完成工作任务，或者是一些社会领域的邀请。一般公司团委会组织一些针对青年职工的活动，但是团委没有自己的职工业余演出队，所以工会的文工团以及工会分管的各个协会会与团委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次数不多。还有就是电视台、周围社区邀请我们演出，如五一，文工团的舞蹈队去北京参加了心连心的五一劳动节演出，同场演出的还有好多明星。到中央台演出就是大事了，我们是代表整个集团公司的，所以会专门组织排练。最后就是平时我们自己组织的小型活动，都是各个协会的会长与会员们协商，然后向我这报计划，这种活动都是以满足职工的文化娱乐爱好为主的，比如摄影比赛之类的，通过比赛营造一种愉悦的氛围，这对于提高职工的工作热情也是有帮助的，促进生产是我们保留文工团，开展各类文艺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组织所有活动首先是为生产服务，就是不能耽误生产，并且尽可能地为促进生产服务。”
............................
第 8 章 结论与讨论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在分析“文艺生产场”运作逻辑的过程中，布尔迪厄摒弃静态结构关系研究范式，突破性的引入了动态关系思维。通过动态的关系思维构建一个由不同权力和资本构成的“场域”，然后将场域关系分为三个层次，逐一对各个层级展开分析。第一层是分析“权力场域”内部“文艺场域”的位置及时间进展；第二层是分析“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文艺场域”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①笔者尝试借鉴布尔迪厄的研究分析范式拟定分析框架，并结合“单位文艺”生成历程的具体情境做出细微调整。 对资源和规则具有支配和决策地位的国家和单位组织构成了“权力场域”，“单位文艺”的组织载体“单位文艺组织”以及参与“单位文艺”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单位文艺人”构成了“文艺场域”，“文艺生产场”则是由处于不同场域关系的“文艺场域”和“权力场域”交互运作，完成“单位文艺”的创制与传播。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一）“权力场域”的意识形态导向确立了“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
在文章第 2 章，“单位文艺”溯源研究中，笔者曾经提到，“单位文艺”的工具属性的确立与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文艺史观具有紧密关联。“单位文艺”不是单位制社会骤然萌生的产物，而是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中国传统文艺史观的影响下，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文艺运动的发展经验，逐步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质的文艺生产与运行模式。有学者曾指出“文艺的工具性不是某种社会或历史力量外加于文艺的特点，而是文艺在人的本体论上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相连的固有属性。”②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汲取古今中外文艺运动智识经验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对文艺思想以及价值导向的把控是确保文艺工具性有的放矢的基础前提，近距离的群众参与和互动是助力文艺工具性发挥实效的有效路径。基于此，“单位文艺”的生产与运行模式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对文艺工具性的充分认可，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促成文艺工具性的有效实施。组织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的掌舵者是对文艺生产资源和运行规则具有支配权和决策权的国家权力主体，包括顶层的政党和国家，也包括作为中间纽带的单位组织，二者构成了“单位文艺生产场”中的绝对权威。尽管“单位文艺”是在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多重功能诉求推进下逐步形成的，但是作为绝对权威的“权力场域”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形塑具有充分话语权。在“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单位文艺人”并不是文艺思想内核的创制者，他们如文艺活动和文艺作品一样，只是文艺思想的传播载体。这种结构的附属关系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现过程中，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