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一个非典型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迁——基于深圳市三和市场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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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14490 日期:2023-07-16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城市社会学论文,笔者认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突破了政策的阻碍和地区的限制,城市中产生大量流动人口。由于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不同城市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业流动人口聚集现象。这一现象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景,无业群体在某一空间集聚现象关涉着社会治理、城市化、公共空间建设等社会问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入城市务工经商,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进城务工群体。尽管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实行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但仍有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到东部沿海省份务工经商,进入 21 世纪,围绕流动人口的政策出现转向①,人口流动的阻碍减少,规模不断攀升,人口流动开始呈现高度的市场化及自主化特征,流动区域也越来越广泛多元。另一个有关流动人口明显的变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壮大,王春光将新生代农名工定义为上世纪 8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农村进城务工群体②。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农经历较少,对于一些劳苦繁重的工作相比其父辈从事意愿较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质相比其父辈较高,也更有意愿融入城市生活,渴望获得城市居民身份。这一群体的流动目的从“进城赚钱”转变为“追求自我实现”,他们的思维和理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2018 年底我国共有近 2.9 亿进城务工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的 20%,而这其中我国新生代农民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为51.5%③。
然而,在居住空间和环境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处境几无差异,由于职业收入的不确定和城市融入障碍等原因,新生代农名工延续上一代农民工的处境,大多居住在城市的城中村或者郊区地带,形成一种居住空间上的隔离④。这种表象上地理空间的隔离反映了城市空间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日常交往和心理状态上的游离。而这种空间上的隔离直接的表现是在城市中的城中村或者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聚居区,改变了原来的城市空间样貌,也影响着原来城市空间的布局。在全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现象又以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广州深圳等地的城区中均有多个大型城中村存在,城中村的发展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管理模式及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事实上,城市中城中村的发展和外来人口集聚息息相关,外来务工人口的流入使得居住生活空间需求急剧增加,城中村也随之扩张,这些建筑失去美学意义转而追求土地和房租收益的最大化。对居住环境要求的随意性使得城中村内群租房遍布且居住主体混杂,建筑间距小密度大又挤满各类商店杂货铺,形成与周围环境迥异的城市空间。这些都市里的城中村既像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中新生的活体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城中村等地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提供了栖息的生产空间,而城中村的每个鲜活个体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又再一次创造了城中村内的空间样貌,发生在城中村里的种种故事既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迹,也是在城市中农民工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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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 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①。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开始主动寻求转变以适应新环境,对用工技能要求也有所提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②,在一定周期下出现无业人群的增加,尤其是以第二代年轻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比较突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出一些诸如网购和线上外卖等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许多年轻人在求职找工作时开始考虑从事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工作。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快递员数量接近 300 万人③,同年美团外卖有注册外卖骑手 270 多万,其中 77%的骑手来自农村,并且以 80、90 后居多①。这些岗位的兴起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较大、福利保障相对不完善等问题比较突出,同时这类岗位受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影响大,就业总量也随之波动,岗位需求也会出现周期性饱和,导致一些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暂时性失业。目前我国 1980 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已经过半②,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以后,其“生存理性”逐渐被“社会理性”所替代③,更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现实上他们仍然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的“边缘人”④,在融入城市生活中经常碰壁,这种煎熬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容易产生角色冲突、心理失衡,不愿工作,导致与“社会脱轨”,成为城市无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无业人群开始向固定地点聚居,出现了诸如深圳三和人才市场、上海车墩、昆山中华园等聚集区。当下,稳定的就业人口和就业结构是保障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就业作为未来经济工作中的首要重点内容⑤,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也面临一定的群体失业风险,尤其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面对新经济形势不能很好的适应转变过程。因此改善就业结构、促进失业农民工人群再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会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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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和市场变迁历程和空间现状

第一节 网络空间里的三和市场
(一) 引起讨论:越来越火的“三和人才市场”
“干一天可以玩三天”、“兄弟别去那是黑厂,跟我去上网”、“身份证多少钱一张?”②2016 年初开始,在网络论坛上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以及在那生活的群体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引发大量讨论,这一群体间流传的黑话也成为互联网论坛的热词。该城市空间就是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凭借区域内坐落着多个大型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三和市场成为深圳乃至华南的劳务市场中心。随着三和区域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如小餐馆小旅馆等)也渐趋完善。相比于其它街区三和市场由于低廉的生活成本,这一区域周边成为了无业人群和暂时性失业人群聚居的乐土。而在此聚集的无业群体被称为“三和大神”(下文简称大神),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在十几到四十岁不等。笔者在田野过程中发现三和人才市场多数为正常找工作求职群体,大部分来这里的求职者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找到工作并离开,其中又有部分群体会在三和市场和工厂之间不断往返,在工厂打一阵子工又返回三和市场生活。而那些将此当做“基地”而长期驻守的只是其中少数,真正符合人们印象的“三和大神”,即没有身份证、靠日结工作维生、在网吧或者街头露宿、“做一天玩三天”的人群,事实上数量不多,虽然不可统计,但在寻访估算下来,满足条件的可能不到三百人①。而那些被戏谑地称为三和精神领袖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
实际上,无业者在三和人才市场集聚的现象不是近年才有的。根据笔者田野访谈发现,早在 2008 年开始,随着当年三和人力资源集团从两公里外的景龙新村搬迁至现在所在地景乐新村后当地就有无业者游荡现象:
“零⼏年就有了,从三和集团搬迁过来之后这里⼈流就多起来了,但没有现在这么多嘛。那时候睡街上的也有,但很少,⼤家都住在旅馆的,⼀晚上⼏块钱,外地⼈来深圳找⼯作(的)。哪里像现在,这些⼈⼯作也不找,吃了上顿没下顿,赶也赶不⾛。”(受访者 JXH 20190703)
由此可见,涌入三和的群体多年来在进入目的和生活状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这一变化的大背景是珠三角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务工者不愿长期进入工厂从事繁重的劳动,来到三和生活。结果是近几年来三和市场的常居人口不断增多,随着生活人口的增加,与之配套的旅馆餐馆和网吧等生活服务场所也逐渐涌现。现如今的三和,各群体通过日常生活重构起一个城市生活空间,他们在这一空间中工作、居住、娱乐和日常交往、闲聊等活动,长久以往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反之,三和市场这一城市生活空间也为在此生活的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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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和市场变迁历程
(一) 起点:三和职业中介所
我国人才市场的建立是市场经济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才市场的建立开始是靠行政力量一只手在推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主要采用统包分配的人才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各项事业建设都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1983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人才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①,对专业人才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动提供了政策依据,并在广东省率先成立了“广东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拉开了中国人才市场建设的序幕②。然而当时人才单位所有的观念根深蒂固,流动过程中有许多阻碍因素。此外流动的主要是城市中的专业人才,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一批农村人口开始进入城市务工,但此时还没有专门针对进城务工群体的人才服务机构。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国家开始一定程度控制农民工跨省流动,采取诸如暂住证和临时务工许可证制度等,尽管如此诸如广东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有大量外来农村人口在当地务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部在 1990 年 1 月发布《职业介绍暂行规定》③,允许民间法人开设职业介绍所,就此拉开民营职业介绍所的序幕。以往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往往由当地政府设立,目的也以合理分配专业人才促进专业人才流动为主,民营职业介绍所则兼顾个人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上世纪 90 年代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吸引大批外资在深圳境内开设工厂,企业产生大量用工需求。与此同时,南下深圳打工求职的农村人口也不断增加,因此广东省乃至全国第一批民营职业介绍所应运而生
“我们公司是在 1992 年就成立了,⼀开始公司名字就叫三和职业介绍所,是全国第⼀批由私⼈创办的职业介绍所之⼀,我们老板是来自汕尾的两兄弟,现在在当地也非常有名哦,经常回家乡做慈善活动的。92 年刚成立的时候还不在现在这个地⽅,那时候在⼈民路上,就在⼀楼租了⼀个面积不是很⼤的小门面,离这也不远,⾛路⼀两公里就到了,那时候加上老板两兄弟⼀共只有五名员⼯,老板说那是公司的创业起点。”(受访者 LZH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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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 ............................... 46
第一节 三和市场的空间生产要素 ................................. 46
(一) 社会主体:主要参与者 .................................... 47
(二) 资本:重要影响因素 ............................................ 49
(三) 政府:主导因素 ................................. 51
第四章 日常生活空间的治理 ............................... 83
第一节 规范空间生产的治理行动 ................................. 84
(一) 针对无业人群的治理 .......................................... 84
(二) 针对摊贩和群租房的治理 ..................................... 87
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 94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发现 ............................. 94
(一) 三和市场的空间生产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互相影响的过程 ................... 95
(二) “三和大神”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 ................................. 96

第四章 日常生活空间的治理

第一节 规范空间生产的治理行动
(一) 针对无业人群的治理
2017 年初,在网络上盛名已久的三和人才市场和无业群体开始走进主流视野,澎湃新闻、网易新闻等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开始报道这一群体,引起广泛讨论。由于传播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加之三和人才市场附近居民反映,三和大神生活之处环境脏乱差,味道熏鼻,且会经常发生偷窃等治安事件。无业人群的大量集聚不仅对区域内的环境造成影响,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在管理者看来,无业人群的集聚会产生诸多未知因素,是未来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无业群体的涌入和外来人口的集聚极大改变了原来三和市场内部的空间生态,不仅仅表现在环境的脏乱差上,还有违规群租房林立,没有经营牌照流动摊贩众多既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也影响市容,很多私人开设网吧和宾馆接待无身份证人员…这些问题开始引起政府层面的重视,因此 2017 年 5 月 1 日开始,龙华区公安局联合区内消防、安监、工商局等相关部门开始展开针对三和市场的第一次综合治理。针对三和市场中的居民楼乱拉乱接电线、违规经营黑网吧、酒店小旅馆等违规留宿无证人员、违规设置改造群租房屋隔间等现象进行整治。在以前,部分在此生活的人员将身份证变卖,成为了无证人员,而附近的大多数旅馆接受无身份证人员的入住,只需要交上十几块钱就可以提供一个床位睡觉。在无证经营的黑网吧中,没有身份证的三和大神们也可以进去上网。在 2017 年 5 月份开始整治之后,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这一现象。暂时性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据龙华区公安通报,当月共清理三无人员(也就是没有身份证的三和大神群体)2000 余人,劝导无业人员(有身份证的三和大神群体)500 余人,送往救助站 52 人。在三和市场,政府还设立了一个联合执勤点,设有三和临时派出所和微型消防站,以达到在三和市场只要有治安事件发生,警察能在五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处理。
其中⼀个在三和⽣活了四年多的三和⼤神这样描述当时的现象:“17 年开始有了⼤规模的清理活动,好像是五⼀劳动节那天开始的吧,那个仗势真的很夸张哦,当天晚上三和市场门⼝站满了警察,⼀排排好队,领导在前面讲话,讲完话就开始⾏动。当晚就查封了好⼏家⿊⽹吧,那些没有身份证的都登记然后被带⾛了,很多旅馆也不让开了,反正赶⾛了好多⼈,也有抓放贷的搞⿊中介的。那个月⼈少了好多哦,但是⼤家也没有说离开了,都在附近躲着呢。”(受访者LL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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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发现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突破了政策的阻碍和地区的限制,城市中产生大量流动人口。由于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不同城市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业流动人口聚集现象。这一现象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景,无业群体在某一空间集聚现象关涉着社会治理、城市化、公共空间建设等社会问题。此外,新经济形势和转变发展理念的背景下下,中国城镇化面临着重大转型和挑战。新常态下控制增量空间、盘活存量老旧城市空间,推进城市更新、实现城市空间的高效利用开发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新趋势。如何适应新常态,创新城市发展理念,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成为城市治理者和城市规划者发展的当务之急。城中村作为存量社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现象,其独特性和复杂的内部生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城中村在多数语境下代表了脏乱差的负面印象,因此,很多人认为空间环境较差规划较乱生活群体较杂的城中村是现代城市治理的疑难杂症,甚至很多城市对城中村和城市中外来人口聚集空间整治工作的重点也一度是清理城中村。因此,许多城中村在城市改造的过程总被无情的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统一规划的住宅楼和商圈。但城中村内低廉的生活成本给外来人口提供了居住空间,城中村内蓬勃的小规模经济也补充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度,城中村降低城市发展门槛的正面意义也在不断被研究者们所证实。
目前,国内一个较为特殊的流动人口聚集地在深圳市景乐新村三和人才市场,其中在此集聚的无业群体被称为“三和大神”。而我国的城中村也起源于深圳,三和市场就坐落于深圳市龙华区的一个大型城中村内,因此,当流动人口尤其是无业人群和城中村碰撞在一起,需要我们用多元混合的视角去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缺少对三和市场这一非典型城市空间的案例研究,也很少聚焦城市空间特别是城中村中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及空间生产行为,本研究从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过程研究,并聚焦了这一进程中各因素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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