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确立起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皇权为顶端，自上而下形成完备的官僚行政体系，县一直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存在。在县以下，国家政权主要依靠儒家的基层社会控制模式进行控制。所谓儒家控制模式，是指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在基层社会实行的教化思想和管理手段，是一种以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为最高追求的治理思想。①王阳明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文化和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他吸收了儒家传统的仁政爱民、礼乐教化、德主刑辅等治理思想。在管理方面，传统的家族宗法、长老权威、乡里组织等乡村治理手段为他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一）“德主刑辅”的教化思想
儒家模式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道德、社会和文化秩序，最终达到天下和谐、天下太平。① 儒家理想的实践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修己实现安人，将这种道德模式推而广之，让人成其为人，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所依赖的主要手段就是教化。《礼记》有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政、刑是儒家的基本教化手段，其中礼乐教化、仁政思想偏重于道德层面，“刑”则是对道德教化的必要补充，如此才能“同民心，出治道”。
1.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
道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③，儒家提倡德治，要求统治者自身德行完备，同时为政以德，仁爱亲民，这样才能“以德服人”，具备统治基础，从而使人民心悦而诚服④。治理社会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原则，并将道德原则具体化，引导人民自觉遵循国家所倡导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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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中叶社会历史背景
思想的变迁，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历史状况较前代更为复杂，并面临着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新的因素。明中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基层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社会不良风气盛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在这一时期由于内容繁琐、知行脱节，难以继续维持统治。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以及他的基层治理思想都是顺应这一时代变化产生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明中叶基层社会现实
1.社会矛盾尖锐
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凸显。上至皇室下到普通地主，加紧对土地的掠夺。据《明史·食贷志·田制》记载，“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①。国家控制的税田的减少，但分摊到农民头上的赋税并未减少，加上各种杂税、徭役，基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出逃里甲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开垦私田，占山为王，在一定区域形成一股反政府的力量，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治安。随着流民数量增多，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王阳明后来巡抚的南赣地区，这些社会矛盾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边防问题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明中叶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土木堡之变极大挫伤了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明初实行的卫所制度①，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腐化。军事屯田被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军费收入也被贪污。军户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出现了大量出逃的现象，军队的实力每况愈下。北有蒙古族屡屡进犯，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西南地区，众多土司形成割据势力，在区域内争斗不息，甚至与朝廷公开抗衡，明代为平定西南地区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王阳明晚年就曾奉命平定思州、田州的土司叛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下，明代统治者只能通过对基层社会压榨来满足军事上的需要，沉重的赋税、兵役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百姓头上，这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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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构成
一、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
（一）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含义
治理的含义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中，为着共同的目的和公共利益，各种不同的权威主体通过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的各种活动，从而最大限度的促进公共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治理”具备的三个要素，其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二是对社会活动的规范作用，其三是治理目的的公共性。所谓基层治理，就是这样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在社会最基层的运作，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并为社会订立规则的过程。
王阳明的治理思想与当代治理理论固然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治理理论的框架下对其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他的治理思想与当代意义上的治理有一定相似之处，并带有中国古代特有的治理智慧。本文将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定义为：在明中叶基层社会面临失范的情况下，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进而建立起理想的人间秩序，王阳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为基层社会提供一套秩序规范，并使社会在这一秩序下实现自我管理的治理过程。其主要特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秩序的确立，即在偏远落后的地区或出现社会动乱的地区，恢复社会治安，重建社会伦理规范，确立儒家伦理规范的权威性。二是通过多主体参与，建立起基层社会行为规范，将国家倡导的伦理原则贯穿其中，引导基层社会自发遵循和维护这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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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
（一）王阳明的社会理想
王阳明的一生是为心中理想不懈奋斗的一生，少年时期他提出做圣贤的人生理想，在这一理想指引下，他以道自任不懈探索，逐步建立起心学思想体系，实现圣人立德、立言之功业。王阳明的社会理想系统阐释于他的晚年，可以说正是他的社会理想敦促着他屡建事功，也可以说是他丰富的实践探索充实完善了他的社会思想。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既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在论述万物一体论的同时，他抒发了自己对“三代之治”的向往，为我们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
1.理论基础：心学的万物一体思想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早期儒家通过论述天与人、物与我、人与我之间关系，明确人的自我价值，并主张顺应天道，天人合一。到宋代，程颢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这一概念，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已也”①。王阳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其心学思想和致良知的学问，将万物一体理论进一步阐发。
首先，他认为人与人的良知之心本质上是相同的，应该恢复“心体之同然”。阳明心学思想的基础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在他看来，天理和良知自在人心中，是人们所固有的，因此人们见到小孩子掉进水井，自然而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想要施以援助，这是由于“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②。人的善恶是非之心，不需要通过思考就能知道，也不需要刻意学习就自然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这样的良知之心不论是圣人还是愚人，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既然“无间于圣愚”为何在现实中还是会有圣人和凡人的区分呢？阳明接着分析，圣人的心是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没有远近内外的区别，而天下人的心，起初也和圣人的心没有区别，只是后来被私心和物欲所遮蔽了，本质上人和人的心是相同的。因此应该用“万物一体”的仁心教化天下，教导天下之人“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③，从而实现像“三代”那样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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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维度 ............. 37
一、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 37
（一）“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 .................. 37
（二）移驿设县，重建行政区划 ................................ 39
第四章 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 ....................... 49
一、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评述 ................. 49
（一）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贡献 ..................... 49
（二）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50
第四章 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
一、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评述
研究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离不开对其思想的整体把握。因此，本节尝试对王阳明的思想做出评述，以求全面地认识其贡献与不足，探索其与当今社会的连接点，从而更好地吸收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指导当今的社会实践。
（一）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贡献
王阳明一生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堪称儒家士大夫中的典范。他所建立的心学思想体系，在封建社会后期独树一帜。他的基层治理思想在一定时期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不仅在理论方面成就极深，还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探索，治理基层，屡建奇功，切实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真三不朽。
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对宋明理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针对程朱理学面临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问题，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对程朱理学的流弊做出必要的补充和发展①。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万物各有一理，主张通过格物致知，向外求理。在治理层面，理学家们以天理为中心建立起一套规范，主张用外在的规范、制度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然而格物致知的求理方法在理论上一直面临着困境，即向外格物是否能寻得天理（少年时期王阳明就曾经历过这样的疑惑，在“格竹”失败后，他逐渐对程朱理学产生怀疑），以及寻得天理后又能否付诸实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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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