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之政治认同概述

第一章 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在传统社会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角色主要是由出生决定的，每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是由外在的社会框架赋予的，而社会框架是被普遍接受和承认的。查尔斯 泰勒指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同一性，也不是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1]换言之，认同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只有在现代化的时空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认同。

第一节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社会自孕育和发端时起，便与现代性产生内在联系。随着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争论愈加激烈。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逐步蔓延，由于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批判无法摆脱现代性的纠缠，使得现代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开始反思现代性，朝着更深刻、更包容的方向迈进。
一、现代性
刘小枫曾说：“讨论现代现象，首先遇到术语上的困难。”[2]何为“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直接关系研究论题的设定。“现代”一词是现代概念家族当中出现最早的一个。据考证“modern”一词源于公元 4 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者又起源于拉丁词“modo”，意思为“目前”、“现在”、“当前”、“今天”等。据说，最早使用 modernus一词的是一个叫卡西奥多尔(Cassiodore) 的作家，他用来指称当时已经基督教化了的“现今”，以区别古罗马异教的“往古”。可见“modernus”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一个概念。
“现代性”一词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一般认为，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最早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1863 年底，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一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在该文章的开头部分，波德莱尔对他所指称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形象作了一番抒情的描述:“就这样，他出发了，奔跑着，寻觅着。他在寻觅什么呢? 可以肯定，这个我所描绘的人，这个秉有奔放的想象、一直在茫茫人海里穿行的人，有着一个比纯粹闲逛者更高的目标，一个更普遍的目标，而不是事物飘忽的快感。他所寻觅的，就是那个我们必须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2]在文中，“现代性”主要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备的性质或品质。从构词法来看，“现代性”一词是以“现代”（modern）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的后缀“ity”构成的。因此，“现代”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现代性”更多是一个表达现代时间范畴下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品质、状态的内涵的概念。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词语使用的泛化，两者的内涵逐渐变得模糊，越来越成为近义词甚至同义词。“现代”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除指称时间意义上的“当前”“、现在”等时间坐标之外，还潜藏着当前、现在的事物或状况比过去更好、更新、更优越、更进步等质性方面的意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现代”（摩登）来指称某人或某事非常“时髦”(fashionable) 或“紧随时代”(up to date)。与“现代”的两层涵义相对应，“现代性”也具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与作为时间段的“现代”相对应，由于作为时间尺度的“现代”主要指公元 1500 年左右一直到今的历史时期。[3]现代性主要用来指称 1500 年以来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比如世俗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第二，与作为“进步”、“先进”等质性意义的“现代”相对应，现代性指称现代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特性，如发展性、革命性、进步性。强调“当前存在”具有变动性、相对性，现代性在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再生，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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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认同与政治认同

一、认同
汉语中，《辞海》 对于认同的解释有三条：第一，共同认可，一致承认；第二，社会学中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第三，精神分析术语，个体通过潜意识模仿某一对象而获得心理归属感的过程。前者涉及到人的行为层面，后两者都涉及到心理层面。行为层面是外在表现形式，心理层面内在根源，两者互相影响。[1]《现代汉语词典》中，认同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之意。[2]
认同与英文 identity 对译，源于拉丁文 idem（即 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m 被译成“同一性”，表示两事物之间的相同性、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其他语境中，还被翻译为“身份”、“特性”、“属性”等。认同基于人的心理、情感层面，其逻辑起点是自我认知，所以认同最早是心理学概念。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1]他也认为，认同与对于权威和权力的维护密切相关。
《牛津词典》中，identity 被解释为：①“who or what somebody/something is，”即身份、本真；②state of exact likeness or sameness，即相似性、同一性。[2]likenessor sameness，即同一性、相似性、一致性。《韦伯词典》把 identity 界定为:第一，可考虑的在所有特质中成为同一的事实条件；第二，成为某种特定的个体或物体的事实或条件；第三，和被设定的、描述的或提出的某人或某物成为同一的条件。[3]大体而言，identity 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人或物的内在的、本真的属性，即是谁（什么）？；其二，具备此属性的个体或群体的同一性的自我认知，即我（们）是谁，谁和我（们）相同？；其三，我（们）和谁相异。三层内涵是相互递进关系，其一是比较和评判的基本依据，其二是一种自我认知，其三是一种自我与他人的比较。
认同一词日益流行，但是缺乏普遍接受的认同概念，认同的内涵越来越模糊。“最近若干年来，人们对于认同很感兴趣……‘认同’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也使人迷惑不解。它可以被用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它能够被用于无生命的东西上……在某些用法中，‘认同’是‘人格’‘自我性’（selfhood）这些术语的继承者；”[4]笔者认为，理解认同需要把握三个要素：主体问题即什么（谁）的认同、客体问题即认同什么、形式问题即以什么层面表现出来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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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认同的资源与对象

第一节 政治认同的资源
政治认同的资源指的是政权体系获得认同的可依赖的资源。也即政权体系“凭什么”拥有公民的政治认同，是认同的支撑性基石，离开资源的支撑和保障，政治认同犹如空中楼阁，要么摇摇欲坠，要么昙花一现。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故政治认同的资源必须从人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属性中挖掘，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属点。换句话说，能够满足人的政治生活需求的东西都可被视为政治认同的资源。当人的各种政治需求得到满足，各种政治资源相互支持、协调和强化时，政治认同就具有了坚实的保障，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当某些资源缺失时，政治认同就存在隐患和不稳定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剖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把握政治认同的资源。人既是客观的“实在”范畴，也是主观的“建构”范畴。作为客观“实在”的人，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成为人评价政治体系的依据；作为主观“建构”的人，历史记忆、话语体系直接建构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身份。作为客观时空坐标系中的点，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作为客观的现实存在，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作为道德空间中的意义存在，价值观念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作为区别于兽的自我解释的动物，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
一、历史记忆
人是客观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存在物，在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只能参照一定的坐标系。认同来源于“我”与“他”的互动。不同的坐标系界定不同的“我”与“他”。历史记忆改变人认知事物的参照物，形成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方向感，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
其一，人都活在特定的历史中，对于自我位置的确定是以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为参照的。同时，现存政权也是政权历史演变体系中的一点。所以，认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认同必须指涉一组己然存在的特征、性质或者关系。就是由于要辨识这些特质是否延续不变，才有认同的‘同一性’意义；也是由于要确认个体是否与他人具有若干相同的特质，才有认同的‘归属’含义。”[1]历史记忆是由客观事件与主观叙述共同建构的。“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个体现在的身份离不开过去的经历，以及留下的回忆。“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成分。”[2]记忆成为自我建构的素材，是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所以，“制造历史就其产生了在过去被假定发生的事情与当前的事件状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生产认同的一种方式。”[3]历史记忆是使人跳出标准的地理时间，进入历史时间的根本工具。历史时间形成了“虚化”的时间尺度。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3]总之，通过时间坐标的改变，历史记忆使人能够“穿越”历史与现实。人对于现实政权的评判不仅仅依靠共时性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源于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扭转了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程度低的政治体系与发展程度高的政治体系不公平“竞争”的态势，形成了特定政治体系自我历时性比较的局面，极大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认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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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认同的对象
政治认同的对象即政治认同的客体，对应的是认同“什么”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政治体系。但是政治体系并非铁板一块，政治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的认同逻辑存在差异性。对于政治体系的细分，可以更进一步把握不同层面的政治认同的规律，更好地分析政治认同资源与对象的对应关系，为增强政治认同提供理论借鉴。一般认为，政治体系运行包括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的层面。因此。本文认为政治认同对象由外到内依次包括行为认同、制度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三个层面。
一、行为认同
政治行为指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活动。政治行为是公民与政治体系、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与表达，直接关乎公民的权益。权力与权利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治行为的普遍性。“政治生活是政治行为的总和”[1]。大体而言，依据主体的差异，政治行为分为国家机构政治行为、非政府组织政治行为、政党政治行为与公民个人政治行为等，一方面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与运行，如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国家权力的行使行为；另一方面包括自下而下的公民权利的实现与维护，如政治参与、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认同对象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是指作为国家权力的承载者的政治体系产生与运行权力的行为。换句话说，行为认同是指公民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具体统治与治理行为的认同。公民的政治行为则是行为认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如积极配合、自觉服从是行为认同的表现，游行、示威、上访等则是不认同的表现。行为认同的根源在于国家机关是否促进、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权益。所以，行为认同具有强烈的绩效倾向。如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等。龙太江与王邦佐指出:“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行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2]绩效的显著性是行为认同的事实性资源。政治绩效是指政权体系履行政治职能的行为效果，如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制定法律法规。经济绩效是指政权体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和促进人民切实利益的表现。其中经济绩效是政权绩效的核心。邓小平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质上，三个标准也是政治行为认同的根本依据。著名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曾说：“我们不提倡观念，也不相信什么理论，纵使理论在知性上很有吸引力。我们面临的是一群人要找工作、领薪水、买食物、买衣服、抚养孩子这么现实的问题。”[1]政治行为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政治行为的具体性、易变性造成利益的相对性和易逝性。极少数政治行为可以使所有人利益增加，绝大多数政治行为则是“毁誉参半”，利益增加者认同而利益受损者不认同。特定时间受益的政治行为由于时过境迁可能使人受损，或者一定时间内是某一政治行为的受益者而是另一政治行为的受损者。利益是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之间的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利益的变动性决定了行为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公民和政权体系对于更稳定的利益和政治认同的追求，行为的可再现和固定化，制度的规范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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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同维度现代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77
第一节 经济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 78
第二节、政治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82
第三节 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 95
小结 维度张力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101
第四章 年轮模式：早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 103
第一节 早发现代化的特点与政治认同 ............................... 103
一、早发性与政治认同优势....................................... 103
二、内生性与政治认同逻辑....................................... 106
三、渐进性与政治认同路径....................................... 109
第二节 早发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的资源与对象 ..................... 111
一、资源：全面性与一致性....................................... 111
二、对象：递进性与层次性....................................... 117
小结 年轮模式 .................................... 122

第五章 鸟巢模式：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早发现代化国家经过渐进的、内生的变革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年轮式”政治认同。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强行拉入现代化的激流漩涡，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以及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较量中的弱势地位，内外困境往往瓦解了本国政治体系的认同基础。在“亡国亡族”的内忧外患中，现代化的任务和应对外来挑战迫切需要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但是后发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政治认同的差异。

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时空一体化。出现了标准化的时间，如公元纪年，将不同国家拉入同一时空体系。“标准化时间”的出现不必参照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和概括，使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成为可能。因此各自的发展就具有了可比性。作为人类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的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除受制于其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和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之外，还与其在总体进程中的时空坐标紧密相关。后发现代化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外部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启动次序和特点。以政治革命为先导，推进经济、文化同步现代化。政治革命往往批判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传统，与过去历史决裂，激发人们建立新秩序的勇气和激情。所以，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往往被抛弃。文化现代化往往是价值观念的颠覆性的变革，但是新旧价值观交替中的“时间差”往往意味着价值资源的真空。经济现代化所创造的利益满足往往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甚至唯一来源。后发现代化展开的时空背景决定了其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是有限的。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强势的外来文明，深重的社会危机，被边缘化的国际地位，叠加的现代化任务，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短期内建立起政治认同，树立强大的政治权威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但是后发现代化的后发性、外生性和压缩性特点决定了资源的单一性和堆积性、对象的逆向性和捆绑性，政治认同模式脆弱而不牢固。

第一节 后发现代化的特点与政治认同
一、后发性与政治认同取向
后发现代化启动之时，世界部分地区已经处于高速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中。伴随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大炮、工业、科技的涌入，经济秩序和规则也由早发现代化国家制定并受其支配，资本输出、原料输入造成的经济干预和不平等交换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现代化十分不利。政治势力范围的瓜分和竞争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因此，“后发地位是本质性的最大劣势。”[1]
现代化的后发性是政治认同的天然短板。认同是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客观决定主观。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客观的后发性，必然形成一种主观的认知。产生关于落后原因的认识。人的自我解释倾向和自我保护本能决定了首先是外在归因倾向。面对先进的、强大的“不速之客”的闯入，外在归因倾向决定了后发现代化国家首先将早发国家的先进归结为掠夺、入侵等非正义的行为，并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侵略打乱了既定发展步骤，后来者也会走向富强与文明。典型表现是关于近代中国能否自己走向现代化的争论。最初的清朝保守派大都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入侵，中国也能够走向现代化。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技术层面，因此主张拥护现有政权，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换句话说，外在归因阶段，希望旧政权可以打败入侵者，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外在威胁迫使内部凝聚力迅速增强，短期内政治认同得到提升。但是认同不是基于虚幻的期待，更需要立足于客观的资源，以政权能够唤起美好历史记忆，切实保障公民权益，提出良善价值和新的话语体系为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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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较的结论

政治认同与现代化相伴随，与现代化创造的主客观条件相关。主观上而言，传统社会中个人从属于政治共同体，自我意识的缺乏无法形成自觉的政治评价。因此，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主要是自发性认同。归属感的明确和自我的蒙昧意味着很少发生政治认同危机。现代社会中，自我觉醒使人成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人以自我为中心认识和评价政治体系，出现了自觉性政治认同，并超越自发性政治认同。客观上而言，产业结构多样化，社会结构复杂化，使得资源的异质性大大增加，交换和贸易成为必要。特别是跨国贸易促进了人的超越国界的流动，共同体的边界的模糊和消失，面对明显的“他国”，同与异的反思中政治认同出现问题。同与异的比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客观的呈现，如语言、皮肤、人种、宗教等，面对不同的客观呈现，身处“他国”的“陌生感”无法找到自我的归属感，往往会加强本国的政治认同。二是主观的认知，如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自由与压制、平等与等级，当本国与他国相比处于优位往往会强化本国的政治认同，相反则削弱本国的政治认同。但是现代化与政治认同存在契合与悖离。契合是指本质上而言，现代化有利于政治认同形成，政治认同有助于现代化的实现。张力是指现实中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可能导致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可能阻碍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化展开过程中政治认同资源与对象是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网络化的对应关系。
现代化进程中，早发现代化与后发现代化的现代化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它们政治认同的建设也极为不同。早发现代化具有早发性、内生性和渐进性的特点，现代化的时空条件、内在逻辑和展开过程确立了政治认同的时空优势、资源优势，有利于形成政治认同资源的全面性和一致性、政治认同对象的递进性与层次性的“年轮式”政治认同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然并非一劳永逸的认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政治认同也出现波动。如女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欧洲公民身份等观念的提出冲击既有的政治认同。后发现代化的后发性、外生性与压缩性，决定了政治认同资源的单一性与堆积性，政治认同对象的逆向性与捆绑性。因此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极为狭窄。往往形成“鸟巢式”的政治认同模式。
早发现代化稳定的的政治认同模式既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政治发展，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降低统治成本，也有利于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为政治体系推动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其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优势一方面来源于现代化启动前的现实基础、现代化的展开顺序，另一方面与现代化启动的时空背景密切相关，两者共同决定了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认同优势。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认同方面劣势既与现代化启动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传统遗产有关，也与现代化启动的时空条件和展开顺序有关。有益的历史传统，可以减少现代化的阻力，有利于缓和地走向现代化，保留有利于政治认同的传统资源。有利的时空背景，可以减少外来因素对于政治认同的不良影响，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合理的现代化顺序，可以最大限度缓和现代化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对于政治认同的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传统遗产和时空条件具有不可选择性，但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的次序虽然与前两者有关，但相对可以自主选择。合理的现代化次序，需要保障变革与继承的相对平衡，某些领域的变革使得其他领域的变革变得不必要或者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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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