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智库的概念、发展及功能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将专家知识转化成政府决策？伴随着全球政策研究机构的兴起，各国政府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公共政策研究组织所蕴藏的巨大的知识、信息和社团能源？他们是否会根据专家知识的内容来作出决策？亦或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或利益而有意识的选择所需要的知识？ 詹姆斯·迈克甘（James McGann）认为现代智库正好承担了这样一种功能：全球公共政策的最大创新就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扩散、扩张以及它们的网络化，这种变化为智库参与解决全球公共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第一节 智库的概念界定
如何定义智库一直以来是智库研究领域专家争论的焦点。“智库”一词来自英文的Think Tank，又称为“思想库”。二十年前，“智库”这一词汇还没有形成跨国化，但是在今天该词已被视为一个“跨国概念”。一个国家或地区著名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通常会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展和对舆论阵地的争夺中体现出来47。智库数量的蓬勃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智库对政策的影响也逐渐加大。2013年詹姆斯迈克甘（James McGann）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报告》中就针对来自世界182个国家的6603家智库进行了排名。这些数量庞大的智库在规模、性质、运作机制上千差万别，因此关于智库的严格的并被学术界所认可的定义尚不完全统一。
一般认为，现代智库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架起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换句话说，用知识和专家意见影响决策过程。詹姆斯迈克甘就认为：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就国内与国际议题提出研究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能做出知情决策。因此，各种不同的组织都愿意标榜自己为智库，这更增加了对智库定义的难度。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NIRA）从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把智库看作是民主社会中能够确保多元、开放和负责的政策分析、研究、决策与评估过程的主要政策行为体之一，并且以知识和智力为基础而提供的软基础设施。戴维·纽瑟姆（David Ncwsom）认为智库只能代表构成政策制定共同体中众多组织中的一种，智库和利益团体、工会、环境组织，以及很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一样，为了争取政策制定者的注意而经常相互竞争。也有学者从精英理论出发，认为智库是政策精英。托马斯·戴伊认为智库经常成为政府首脑或政府的智囊，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参政，而智库也成了某些政策制定者的归宿，许多企业捐款者、慈善捐赠人和智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智库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精英集团的利益。
当前对智库比较流行的定义是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著作中的见解，他认为智库是“一种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它们依靠专家及其思想而获得支持，从而影响公共决策过程”。另外肯特·韦弗（Kent Weaver）也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智库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它相对于公司，利益集团和政党来说拥有更多的“自治能力”。丹尼·斯通（Daniel Stone）认为，智库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从事公共政策问题分析的非营利组织。
第二节 智库的发展及原因
智库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入到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西方公共决策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是现代国家决策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近几十年来，全球智库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它们所研究的范围以及对政策的影响也逐年扩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 迈克甘从2006年开始对全球智库进行调查排名，到2012年底全世界范围大约有6603家智库（182个国家），和 1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增长。长时间以来，智库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在直到今天，北美与西欧仍然主导着这个领域，其中美国智库数量为 1823家，欧洲国家智库数量为 1836家，北美和欧洲约占全球智库总数量的57%（见图表1）。如今，亚洲在这一市场也以极高的增长率迎头赶上。
智库的发展一方面是专家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正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领先的态势，尤以美国和欧盟为突出，这也体现了智库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关系，通常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有条件发展咨询机构。
20世纪初期，随着产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人类迎来了大工业化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系统化和多元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组织面临的公共决策、政治管理及国际社会问题日益复杂，仅靠政府部门已无法应对，于是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机构便应运而生，这便是早期的智库雏形。包括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21年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1927年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等。它们大多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追求独立客观的研究，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与过程，并且要保持与政治相对立的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以研究公众利益为目的的独立研究中心的建立，特别是预防未来武装冲突，例如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由于战争需要，美国政治精英与军事高官们为了军事安全起见，专门建立了讨论制定进攻计划和其他军事问题的保密室（tanks），并且聘请了大批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参与研究工作，智库这一术语开始流行。战后，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智库纷纷登场。这一术语开始用于描述与国防部门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机构，例如1948年成立的著名的兰德公司，标志着现代智库时代的开始，他们将政府合同作为资金来源，将收集的资料数据做深入的分析，为军方制作评估方案，提交报告。
第二章 欧洲智库概况及特征
第一节 欧洲智库的发展
就智库的数量而言，世界各国中尤以美国为最。在欧洲，智库的发展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欧盟的成立，欧洲智库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根据詹姆斯·迈克甘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报告》，2012年欧盟各国智库总数量已超1400个，仅次于美国，见图表3。从发展的时间看，欧盟也是智库类研究机构的主要起源之一。近年来，欧洲智库在各国政府内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的权力结构的分散性与多层次，也为智库和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者提供了多个“切入点”。
欧洲智库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组织方式上趋于多样化，很难简单的进行分类。按国别划分，英国以 288 家智库居于欧盟各国智库数量之首，德国和法国分别以 194 家和 177 家居第 2 位和第 3 位，意大利和瑞典位于第 4 位和第 5位，塞浦路斯、卢森堡和马耳他等过在智库类研究机构数量方面处于欧盟国家最末位，具体数据见图表3。
按照智库活动的主要范围划分，欧盟智库还可划分为参与欧盟各国政府决策和参与欧盟政策过程两部分。前一类智库主要关注个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发展决策，事实上，大多数欧盟主流专业智库在欧洲主要从国家的角度对欧盟的政策研究，首先确保国家的利益，一般不谋求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著名智库主要致力于在本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发挥作用。随着欧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一大批位于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智库发展起来，他们更关注欧盟的整体发展，研究欧盟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比如“欧盟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它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议题更加具体，跨区域的智库不断增加。例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汇集了来自欧盟成员国 100 多位政治家、思想家等社会精英，在各地设有办公室。
第二节 欧洲智库的发展原因及挑战
在欧盟，不同国家的智库形成与发展的形式有较大的差异。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智库始于20世纪初期，而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是许多智库密集成立的时期。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和德国的智库起源较早，智库的数量和实力也相对较强，它们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为国内公共政策建言献策。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5 年成立的德国经济研究所。近年来，欧洲智库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然而，“智库”一词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渐进入欧洲政治和媒体话语。以欧盟问题为焦点的智库也是到上世纪90年代才大量涌现。除了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的建立与发展，欧洲各国也纷纷创立了以研究欧盟问题为导向的智库。如英国的欧洲改革中心 ( 1997 年 )、外交政策中心 ( 1998 年 )；德国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 ( 1995 年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1990 年)；法国的直面欧洲(1992 年)、我们的欧洲( 1996 年),等等。
关于智库兴起的原因，研究欧洲智库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海蒂·乌尔里奇（Heidi Ullrich）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的智库数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她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欧盟的扩大、决策数量增多以及决策的复杂程度，导致决策者对专家提出新思路和政策选择的需求也增加了；另一方面，欧盟为了减少决策失误，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欧盟的决策过程，在此背景下，欧盟智库广泛的参与决策活动，激发了新的智库的成立。
西蒙·尼克尔森（Simon Nichelson）则认为欧盟的多层次的政治管理体制、更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欧盟权力的扩大导致智库数量的迅速增加。事实上，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欧盟的决策权力的扩散，包括主权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的各个方面，参与决策的行为主体数量增加，能够影响决策的“点”也很多。尽管欧盟很多领域的政策制定程序都已确定，但是欧盟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为了在多国家、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社会环境里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欧盟更需要专家知识的力量来加强其政策的合法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或出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需要，或出于改进欧盟政策的考虑，纷纷创立了以研究欧盟问题为导向的智库，而这时期正是欧盟从经济联盟转向政治联盟进程的契机，欧洲政治、经济代言人的地位和版图的扩大不仅刺激了欧洲智库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智库的关注。
欧洲智库尽管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与问题。
第三章 智库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位置........27
第一节 欧盟的多层级治政模式.........27
第二节 欧盟政策的决策者......29
第四章 案例分析：以布鲁塞尔智库为例......39
第一节 布鲁塞尔的智库.......39
第二节 欧盟未来研究单位（The Forward Studies Unit，FSU）......41
第四章 案例分析：以布鲁塞尔智库为例
第一节 布鲁塞尔的智库
1983 年成立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和 1984 年的社会欧洲观察（OSE）是早期布鲁塞尔成立的专门为欧盟决策者服务的新型智库, 但以欧盟问题为焦点的智库直到90年代才大量涌现。随着欧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一批以欧盟政策为中心的智库开始建立起来，德洛尔（Delor）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智库的贡献密不可分, 欧洲智库一词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进入欧洲政治和媒体话语。这些智库的大部分都位于欧盟的中心——布鲁塞尔，他们专注于欧盟的问题，智库的活动围绕整个欧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制定。目前位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智库有50多家。凭借专业的研究力量和多年从事欧盟事务研究的经验,比较有名的智库有：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1983年)、国际危机组织(ICG，1994年)名列2007年全球最具影响力十大思想库之位,欧洲政策中心(EPC，1990年)和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2004年)名列全球智库前三十名。还有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1999 年）、里斯本委员会（2003年）等。
欧盟的决策性质也为政策专家和各种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影响政策的制定，欧盟布鲁赛尔智库充分利用地处欧盟首都，积极加强与欧盟机构和官员的联系与互动。在众多的欧盟政策方向中，布鲁塞尔的智库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欧盟的内部市场、金融以及货币和贸易政策。例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欧洲政策中心（EPC）、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等，还包括其他相当一部分智库都将上述欧盟政策列为核心业务。外交政策也是欧盟智库关注的重点，尤其在国际关系领域，比如欧洲对外关系研究所（IERI），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EIAS）将研究重点放在欧盟与特定地区的外交关系，这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布鲁塞尔智库的成立与研究范围与欧盟的三大支柱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欧盟的发展与力量的增加都影响着布鲁塞尔智库的发展。
结束语：挑战、危机与结论
一、挑战与危机
欧洲的智库同时运作在欧盟层面和国内层面两个市场，这两个市场复杂地重合在一起，比美国联邦层面的重合复杂的多，它所面临的挑战也很复杂。
1、研究动机
欧盟委员会通过顾问咨询工作直接或者间接的资助一些有“身份”的智库，虽然大家承认在不损害研究自由的前提下，智库可以接受政府或欧盟的资助，但是这种资助越来越为布鲁塞智库所青睐。而欧盟智库把自己看作成“政策企业家”的倾向，显然严重影响了欧盟的透明度和合法性的问题。至少，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偏好以及对某些智库的喜好，都会对社会各团体产生不平等的机会与待遇。
尽管欧盟的智库标榜自己的研究是为了欧盟的未来与民主，并且努力与民众进行沟通，但是智库是否真的努力与群众开展对话交流，以及有多少公众的想法受到智库活动的影响都很难衡量。
2、研究能力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视角、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项研究成果的获得从收集资料、分析整理到最终报告的提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目前布鲁塞尔的智库发挥其政策影响的常用途径是以“合同研究”形式承接政府的委托研究：由欧盟机构设立议题，智库跟着政府的议程走，并且争取在此过程中能够影响政府，而不是由智库提供政策议题供决策者选择和参考。但是一旦由欧盟机构将某一政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智库再开始相关研究，往往会滞后。
另外，由于在欧洲，各种身份泾渭分明，很少有智库人员成为决策部门的高级官员，相对而言，成员国的知名智库比布鲁塞尔的智库对退职官员更具有吸引力，因此，通过人员交流来影响政策过程的方法在欧洲并不普遍。而研究工作与政策制定的差异也导致智库人员缺乏从政经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离政策的实际操作相距较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