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依附、社会资本与城市女性的社区参与行为探讨

本文是一篇社会学毕业论文，通过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依附各维度变量和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对女性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显著程度具有差异性，尽管某些维度的变量与社区参与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变量的影响程度呈现差异化，且较复杂。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正经历着结构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地区经济水平高速发展，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日渐分化、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而传统“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原有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在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的社区治理开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城市社区，作为一个透视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场域”、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其功能和作用前所未有的突显，成为国家建设城市的主要突破口和落脚点。
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以社区为主体的合作型管理模式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流。政府、单位不再是城市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开始和政府一起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协调、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就是意味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从“管理者”变为“掌舵者”，通过职能下沉、购买服务等方式向社区和其他社会主体让渡更多自治权，为基层民主的实现提供更广阔的制度空间。除此之外，居民自身的自治意识和公共感的提升也为基层民主提供了土壤，居民通过社区参与行为表达利益诉求、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并最终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然而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倡导建设合作型社区，现阶段的社区居民参与水平仍然呈现整体偏低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整体参与率偏低、参与内容有限、主体意识不强、参与结构不合理以及参与渠道不通畅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如何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水平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热烈探讨的议题。
.......................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居民社区参与已经成为了社区治理议题下的一个重要板块，许多专家学者针对社区参与的类型化、如何提高社区参与水平、社区参与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当前众多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少有基于女性视角的分析。女性主义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理论视角，传统的界定模式往往忽略了社会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而女性视角的介入能够对已有的理论模型、方法模式做出进一步的批判和建构，从而修补社会研究的现有框架。因此，本文探究城市女性社区参与偏好有助于弥补当前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女性视角缺失，为提高社区参与水平和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就现有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在探讨城市女性的社区参与程度或是城乡女性社区参与的差异时，少有将家庭依附、社会资本和女性社区参与行为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也甚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突出女性个体、家庭与社会的相互联系，本研究探究家庭依附、社会资本对城市女性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社区参与的研究内涵，拓展了研究视野。
最后，现有研究往往更关注经济水平更发达、社区治理资源更丰富的东部地区，针对西部城市社区的研究较少。其实，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在社区治理实践上已取得相当优越的成绩，但理论层面的探讨却远远没有跟上。本文以成都市社区为例，探究家庭依附和社会资本对城市女性的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的地域不均情况，另一方面也从理论层面回应成都市的社区治理实践。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2.1.1 社区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将社区应用于社会研究，他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Gemeinschaft”一词，用以描述“由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①。在他的观点中，社区是相较于现代化社会而言的具有道德取向和伦理取向的共同体。在此之后，社区概念进入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罗密斯（C.P. Loomis）把该书译为英文，在翻译文章时率先使用了英文单词“Community”来代指滕尼斯所指的社区，并在滕尼斯的释义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社区的地域属性。随后，美国芝加哥学派把社区问题作为其研究重点，对美国不同类型的社区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社区”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美国学者也对社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除了滕尼斯所强调的道德情感纽带，还增加了“地域性”以及“功能性”等要素特征，从而使得社会学在社区领域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和系统化。
我国的“社区”概念承袭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一批优秀的社会学学者翻译和引入“Community”一词，根据其所包含的“地域”“情感”“共同体”等内涵，并结合中华传统文化，最终译为“社区”。其中“社”在古汉语词典中指的是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及相关祭礼，而“区”不仅表达了区域地理位置，还体现着人与环境的关系、由自然地理环境而孕育出的独特的人文特征的深刻含义。由此可以看出，那一时代的社会学家们对于社区概念的理解不仅延续了美国学者侧重的社区功能性和地域性，更是回归到了滕尼斯的观点——情感与文化的纽带上，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贯穿始终，与之产生共鸣，为“社区”这样一个舶来品平添了一丝本土色彩。正是依靠着先辈们的不懈努力，中国本土社会学才能在更精准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发展。

社会学毕业论文怎么写

...........................

2.2 文献综述
2.2.1 城市女性社区参与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女性社区参与的研究从总量上来看并不多，没有专著，且主要集中于研究农村女性如何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以及她们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相较而言，针对城市女性的社区参与的研究较少。
纵观国内有关城市女性社区参与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女性与社区建设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根据在五个城市开展的调查得到了关于城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基本概况，其中妇女虽然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较高，但多数仍是被动参与，针对这些情况，课题组也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社区理论学习、建立多层次妇女参与机制和综合性的社区工作机制等①；吴亚丹认为社区建设与妇女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促进的关系②；江苏省妇联调研组阐述了江苏环秀社区中的女性居民在家庭和谐和社区各项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实践中总结了妇女在构建和谐社区中所发挥的优势③；马天芳从社区意识角度出发，探究社区意识与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通过搜集妇女对社区建设的认知、态度、行为以及评价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影响妇女社区意识的关键性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④；王小波、谭琳通过将社区理论与女性视角相结合，回顾妇女在社区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论述了妇女发展与社区发展、女性价值与社区价值之间的关系⑤；贾秀总、倪颖认为应当把妇女教育和培训作为社区建设中的重点领域，从而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增强妇女能力、促进妇女发展，为社区建设提供女性力量⑥。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28
3.1 研究假设............................... 28
3.2 概念模型..................................... 29
第四章 数据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 ................................... 38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8
4.1.1 样本基本信息 ............................................ 38
4.1.2 家庭依附的描述性统计 ....................................... 39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64
5.1 原因分析和总结 .................................................... 64
5.1.1 变量影响的原因分析 .......................................... 64
5.1.2 总结 ................................................... 68

第四章 数据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1.1 样本基本信息
对实际回收的 490 份问卷进行清理，删除了在主要分析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进入本研究的样本共 443 个，有效问卷率为 88.6%（443/500）。本研究以 7 个人口统计变量对样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情见表 4-1-1。

社会学毕业论文参考

从表 4-1-1 中可以看出本研究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37 岁，标准差为 10.53，数值较大，也就是说，受访者尽管大多是城市的中青年女性，但也涵盖了老年女性群体；在教育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比很少，原因是由于本研究针对的是城市居民，城市教育水平普遍较高，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较少，而受访者的教育水平集中在大专和本科阶段，分别占了 30.70%和 39.95%；婚姻状况中，在婚的女性仍然占大多数，有 293 名有配偶的女性，而无配偶的女性（包括单身、离异、丧偶等）有 150名；在政治身份方面，有 184 人是共产党员，占 41.53%，有 259 人不是共产党员，占58.47%，这个占比相较于整体水平来说存在一定差异，党员比例偏高。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城市党员较多，其次，在抽样过程中，一个单位社区被作为了进行问卷调查的社区点，相较于其他类型社区，单位社区内党员人数较多；工作机构和部门方面，有 173 名女性在国有部门工作，占到 39.05%，有 195 人在市场部门工作，占 44.02%，主要集中于以上两个类型。还有 34 人是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另有 41 人不属于以上三类部门，主要由在读学生和退休无业人士构成；在住房类型中有 83.75%的人都是自有住房，仅 16.25%的女性在租赁房屋居住；在收入水平方面，受访者的月平均收入达到 7169.39 元，符合当前的城市收入水平标准，但标准差也达到了 10393.67，也就是说，受访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学生群体和无业人员几乎没有收入，所以差距较大。总得来看，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涵盖了各个层次、各个年龄阶段、各个居住地区的人群，能够为研究提供客观有效的数据，达到了本研究的目的。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原因分析和总结
5.1.1 变量影响的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依附各维度变量和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对女性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显著程度具有差异性，尽管某些维度的变量与社区参与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变量的影响程度呈现差异化，且较复杂。具体而言：
（1）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以及是否是党员对女性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婚姻状况、居住类型等变量对其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中，学历为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女性社区参与水平明显低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而其他学历类型的女性则不具有显著性，换句话说，城市中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社区参与程度偏低。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化，城市居民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学历较高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中能获得相对较丰厚的劳动报酬，也能在与自身能力匹配的工作中获得个人成就感，而社区参与对她们来说不能提供同等报酬，也难以从中体现个人价值，因此，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反而社区参与水平更低。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女性更多为老年人，高学历女性相比来说年龄层次更低，年轻群体的社会需求偏向多元化、个性化，社区活动主要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展开，难以覆盖到年轻群体的兴趣爱好，因此对她们的吸引力不足。
其次，相比于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女性，在市场部门、社会机构和其他类型的女性社区参与程度更高。说明当前很多国有部门还保留着“单位制”的特质，除了向员工支付工资，也向员工提供多元化的福利，很多女性的社会参与需求可能在其单位活动中就得到了满足，反之，在市场部门工作的女性则得不到类似的福利，只能转向社区活动；另外，其他这一类别主要由学生、退休人员、无业人员等构成，她们和有稳定工作的群体相比更需要通过社区参与满足其社会交往的需求，同时，很多在读学生有参与社会的学业任务，社区各类活动往往是她们选择的对象；在社会机构的女性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需要广泛地参与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因此，她们的社区参与程度也会更高。
最后，女性党员的社区参与水平明显高于非党员人事，这可能因为，党员作为一种政治身份象征，有响应社区参与的政治自觉，同时党员往往是某个领域的精英人士，她们希望能够通过社区参与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