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辨析与分析框架的选择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风险”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代表了对于事物运行与发展状态的一种未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这种未知性的一种预测,需要在现实威胁与挑战的基础上运用前瞻性的目光予以分析。而政治风险则是国家间政治关系、国内政治状态等综合因素聚合的风险结果,是国际与国内风险的综合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风险,一方面是由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风险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该部分将对相关的风险概念进行分析。
1、政治风险的相关概念辨析
(1)风险的概念与分类
“风险”(Risk)一词最早出现在 14 世纪的西方国家,其外文词汇从最初的隐含意义上都包含了“暗礁”、“礁石”等,代表了当时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未知危险的一种警觉;而从我国对于“风险”的认识则始于 1840 年,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而是分为了“风”和“险”两个部分,是由“风”所产生的“险”。“风”在汉语中除了是一种自然现象以外,还含有一种飘忽的不确定性;而“险”本身变含有危险、不安全的意思,因此,“风险”一词表达的是围绕某种危险环境或感知的不确定性。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将风险解释为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危险”,在《辞海》中,将其解释为“人们在生产建设和日常生活中遭遇能够导致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不测事件的可能性”。从“风险”的影响出发,风险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损失,而由于各学科对于损失的定义与内涵不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对于“风险”概念的侧重点也不同。1895 年,约翰·汉尼斯在其发表的《作为经济因素的风险》一文中,首次将“风险”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研究中,他将风险定义为是一种损失的概率1;1901 年,爱伦·威雷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分。他认为从客观上而言,风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同等的,但是由于个体的主观性导致了对于风险不确定性的预测是存在差别的;1921 年,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则将风险定义为是“具有某种确定性的不定性”,他首次提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他认为风险是可以预测的,而不确定性则是无法预测的;奥利弗·伍德把风险解读为一种“损失的概率”2;而道格拉斯则结合了经济学、统计学、保险学等多领域的知识,提出了“风险(R)=伤害程度(H)×发生的可能性(P)”3;还有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是由于人们选择某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随着这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可能会对导致在预期目标难以实现,从而出现损失的可能性4;杨雪冬在继承了国内外对于风险概念的理解基础上,将风险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在将来遇到危害的一种可能性,以及人们对于这种可能性的预测与判断。
.............................(二)风险管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风险管理,简单的说就是对于风险的管理,而风险管理的目标则是通过最小的成本将所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将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程度降到最低。风险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领域,其对于风险的较为缜密的研究思路被其他学科加以借鉴。本文通过风险管理的视角,从风险的识别、评价以及应对三个步骤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进行研究。在进行研究之前,需要对风险管理理论的内容以及加以运用的适用性和范围进行说明。
1、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及主要思想
彼得·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曾在其书中指出“人们对于风险的掌握程度是现代与过去的分水岭,对风险进行管理意味着人们不再依赖于上帝的安排”1。而风险管理的思想则最先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是被誉为“现代管理之父”的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1916)提出2;在此基础上,马歇尔(1921)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完善;直到 1950 年,加拉格尔在其调查报告《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阶段》中正式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名词和理论;最初的风险管理理论被运用于企业管理与金融保险等领域,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与完善,风险管理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被各个学科所借鉴,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研究风险发生规律以及对风险进行控制的技术,是通过风险管理过程尝试以最小的成本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风险管理就是通过对风险的管理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风险管理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理论特色的当属其较为独立的风险研究或风险管理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完善也是伴随着理论完善的同时进行的。
一般来说,风险管理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于风险的识别、评定与应对。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领域的认同,在学术研究中也大多采用这种三步骤的分析框架。此外,在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管理者认为风险管理的过程不应该止步于风险管理策略的提出,而是要加强后续的评级与监督机制,因此在风险管理三个主要步骤或框架的基础上,又完善了后续的步骤。例如斯凯柏(1998)认为理想的风险管理的程序应当包括对于风险的识别、处理以及后期的检查等1;道弗曼(2002)提出,风险管理的过程是由对于潜在风险的识别与衡量,选择和管控以及最终的监察监督三步来完成2;特里斯曼、古斯特夫森以及霍伊特将风险管理划分为了对于风险的识别、对应风险的解决策略选择以及最终方法的实施和评价等几个部分;康斯坦斯和巴里(2003),认为风险管理的过程就是风险识别与判定、风险管理方法选择和实施以及风险管理计划的修正等3;此外,还有哈林顿和尼豪斯(2005)提出的风险的五步管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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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的交织:感知风险事件
对于风险事件的感知是识别风险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到不同程度、来自不同领域的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因素可以被直接察觉或直接表现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或阻碍,因此本文将其归纳为“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中的直接风险;而另一些风险因素无法直接感知,或在短时期内并没有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损失,但却将长期存在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局势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进而成为导致“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损失的潜在风险因素,因此本文将其归纳为“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中的潜在风险。
1、直接风险的全球表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世界各国发出的共同邀请,也是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决心体现。但是仍然有国家在“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下,将“一带一路”看作是谋求中国自身实力增长和谋划世界霸权的工具和手段,再加上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共同影响,破坏倡议实施的环境,阻碍倡议实施的进程,为“一带一路”带来了直接的政治风险:
(1)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
“一带一路”涵盖众多国家,其沿线地区富含丰富的自然与战略资源,无论从国家自身的发展或是地缘战略的规划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为世界各国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地,因此也成为“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组成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从战略的角度而言,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最突出的表现为“中国方案”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博弈1。尽管“一带一路”的提出并不是以追求地区的主导权为目的,但是仍然引起了美、日、印等部分国家在战略上对其采取了对冲或遏制的策略。2011 年,美国曾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进一步扩展其对外主导地位的“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计划,力图构建一个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地缘政治的版图;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提出了在印太地区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的计划,从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在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活动进行了制衡2;日本则早在 2007 年就提出要在欧亚大陆的外部建立起一个所谓推行“自由制度”的“自由与繁荣之弧”3,并在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不久就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主张强化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的作用。随着美日等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战略调整,“印太战略”提出后甚至赢得了越南、印尼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支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行造成了威胁;而印度出于对中国在海洋(印度洋)地区实力和影响力的担忧,不断加强“向东政策”的实施,并与日本于 2017 年 5 月提出了“亚非发展走廊”计划以平衡和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在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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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杂的环境:分析风险因素
“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事件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或巧合,而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与秩序发生重大转变、国内社会出现转型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联系更加深入,对地缘、权力以及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对外战略也更加具有敏感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必然会面临更多的瞩目,经受更多的挑战。
1、地缘的重要意义导致竞争的聚集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之所以存在较多的风险因素和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倡议幅员的广泛性和沿途地缘意义的重要性。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所途径的欧亚大陆以及海洋地区,是陆权与海权的主要来源,一直以来都是大国竞争和角逐的热点地区,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从陆上而言,欧亚大陆被麦金德称为“枢纽地区”和“心脏地带”,认为其可以“转变世界权力的均衡1”,引发了各国对这一区域的争夺,其中,“俄美是中亚‘大游戏’的真正主角,俄美战略竞争是中亚‘大游戏’的基本内容”2。基辛格认为如果任何一个“单一大国主宰了欧亚大陆的范围之一,都将对美国产生战略意义上的危险3”,这一地区也逐渐成为了全球和地区大国争夺的重心。从海上而言,马汉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另一个核心理论——即“海权论”,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就能够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4;再加上海洋地区众多的利益分布和争端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海洋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所途径的地区,正是全球国家利益交错的重要地区,充满了大国的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角逐,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地缘理论的不断发展,海陆之间的互动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米尔斯海默曾经指出,海洋的阻隔将会导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范围的霸主,而只能成为地区霸主5。麦金德也提出海上强国归根到底也是从基本上取决于物产丰富且安全的陆上基地6,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以“世界岛”为起点,通过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跳板就可以实现对全球的控制7。而“一带一路”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合作倡议,不仅在欧亚大陆上原有的合作体系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还超越了原先的海陆冲突而实现了海陆的和合与共生;不仅涵盖了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还涵盖了重要的海上通道,发挥出重塑周边地缘的积极作用。由此以来,在狭隘的国家主义与霸权主义思维的影响下,必将招致更多国家的担忧与不满,进而形成直接或潜在的“一带一路”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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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评价——以 6 国为例 ..................... 39
(一)样本国家的选取以及评价指标的建立 ..................... 39(二)风险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45
(三)“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趋势性分析 ............................. 48
四、“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应对 ............................. 54
(一)以稳步应对推动有序发展 ................................. 54
(二)以能动建构实现内涵外延 ................................ 57
四、“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应对
(一)以稳步应对推动有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发出的友好邀请,旨在与沿线各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随着 5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逐渐由理念构想转变为现实,在设想落地生根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风险,涵盖了国内外多重因素,不同的风险因素之间相互重叠与转化,塑造了“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复合化特征,不能依靠单一的应对方式,而是需要一种多领域、多层面、多主体应对的路径选择。
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思维,重新审视大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的重要作用。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所谓的“寡头”性质,通常是由体系中的大国来决定国际体系,而不是体系决定大国1。在既有的思维中,“一带一路”是经由周边逐步走向世界的发展倡议,在对世界各国发出共同发展的邀请时,其主体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旨在弥合全球化导致的差异性问题。在这种发展思维下,很容易导致对于当前既有的大国的忽视;同时,随着近年来暴力恐怖主义的蔓延,“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小国家的国内秩序相对较多的受到影响或破坏,不稳定环境导致“一带一路”政治风险水平迅速上升,这些中小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一带一路”政治风险识别和衡量的主要目标,造成了对于大国的忽视甚至形成了大国风险较弱的误解。通过上文中对于“一带一路”合作度最高的 6 个国家的风险评价可以发现:尽管当前中国与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多项合作,但两国围绕领土、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的推行仍将面临较大的风险(甚至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整体得分在 6 个国家中最高),只是由于风险来源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导致这种潜在风险难以被识别,因此,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推进过程中也要将大国的因素重新进行考量,关注大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双重地位与作用:一方面,大国凭借其国家实力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基础与环境,尽管大国之间存在利益或权力的争夺,但是维护自身既有利益的思维已经为双方的动态博弈行为进行了限定,形成了潜在的战略平衡,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守护者”;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中国逐步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提出共享发展机遇的“一带一路”倡议,威胁了传统国家的既有利益,大国容易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质疑,将其作为战略的潜在竞争目标,其中有美、俄、日、印四国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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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